《One Health》：One health perspectives on the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and changing incidence of natural focus and vector-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na: An observational tren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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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为指导，系统分析了2004-2020年间中国11种甲乙类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NVBDs）的发病率与死亡率长期趋势。研究人员整合了人、动物、环境多维度数据，揭示了布病、疟疾、肾综合征出血热占总体病例80.7%的疾病谱，明确了家畜密度、气候异常、啮齿动物指数等关键风险驱动因素，并针对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及不同地理区域提出了精准防控策略，为构建跨部门协同的整合性监测与防控体系提供了关键证据。
想象一下，在广袤的北方草原，一位牧民因接触生病的羊群而感染布病；在潮湿的南方边境，一只蚊子叮咬后可能传播登革热或疟疾；而田间劳作时，与携带病原的啮齿动物接触又可能引发肾综合征出血热。这些疾病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动物宿主、媒介生物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紧密交织，构成了复杂的传染病传播网络。在中国，包括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日本脑炎、人禽流感、疟疾、炭疽、布病、狂犬病、登革热、出血热和鼠疫在内的11种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Natural focus and vector-borne diseases, NVBDs）被列为法定的甲、乙类传染病。尽管它们只占传染病总发病数的5-10%，却导致了30-40%的传染病死亡，对公共卫生构成严峻挑战。然而，长期以来，针对这些疾病的监测与防控往往“各自为战”——人类病例报告、动物疫情监测、生态环境数据分属不同部门，信息难以互通，这就像试图拼凑一幅缺少关键板块的拼图，难以全面把握疾病流行的全貌和驱动因素。在此背景下，强调人、动物、环境健康一体化的“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过去近二十年里，这些疾病的流行趋势究竟如何变化？哪些关键因素在驱动这些变化？又该如何基于“同一健康”的理念，制定更精准、有效的防控策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彭佩英、徐磊等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份、长达17年（2004-2020年）的大规模观测性趋势研究。
为了系统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整合了多源数据并运用了关键的分析技术。首先，研究核心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CISDCP），涵盖了2004年至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11种NVBDs的个案数据，经过严格的质控和标准化处理。其次，为了体现“同一健康”视角，研究团队还整合了来自农业部（畜牧业普查数据）、中国气象局（气候数据）以及国家鼠疫监测系统（啮齿动物密度指数）等多部门数据，并与人类病例数据进行时空关联分析。在统计方法上，研究主要采用了Joinpoint回归模型来分析各种疾病发病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计算年度百分比变化（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APC），以识别趋势的转折点。此外，还通过相关性分析（如皮尔逊相关系数r）探讨了疾病发病率与家畜密度、气候异常、啮齿动物指数等生态决定因素之间的关联。研究也按年龄、性别和省份进行了分层分析，以识别高危人群和重点地区。
研究结果
3.1. 总体发病率与死亡率概况
2004年至2020年间，累计报告了1,344,214例NVBDs病例，平均年发病率为5.599/10万。布病（2.567/10万）、疟疾（1.084/10万）和肾综合征出血热（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HFRS）（0.866/10万）的发病率最高，三者合计占全部病例的80.68%。累计死亡30,848例，平均年死亡率为0.129/10万，总体病例致死率（Case-fatality ratio, CFR）为22.949‰。狂犬病（975.678‰）、人禽流感（673.469‰）和鼠疫（416.667‰）的CFR极高。
3.2. 发病率与CFR的性别和年龄模式
所有年龄组中，男性的总发病率均高于女性，40-49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CFR则在0-9岁儿童和≥70岁老年人中最高，在20-49岁青壮年中最低。
3.3. 年龄特异性疾病分布与性别差异
儿童（0-19岁）中，疟疾和日本脑炎（Japanese encephalitis, JE）发病率位居前两位。成年人和老年人中，布病、HFRS、疟疾、血吸虫病和登革热发病率较高。所有年龄组中，男性发病率均高于女性。CFR方面，各年龄组中狂犬病CFR均居首位，且极高。儿童和老年人是多种高CFR疾病（如狂犬病、禽流感、鼠疫）的脆弱人群。
3.4. 个体疾病发病率的时间趋势
日本脑炎（APC = -13.85%）和钩端螺旋体病（APC = -11.81%）的发病率在2004-2020年间显著下降。血吸虫病、狂犬病、疟疾和登革热的发病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炭疽和HFRS呈“降-升-降”趋势。布病则呈现“升-降-升”的波动趋势。
3.5. 发病率与CFR的地理差异
总发病率最高的三个省份是内蒙古（768.12/10万）、黑龙江（350.99/10万）和宁夏（254.57/10万）。总CFR最高的三个省份是广西（259.17‰）、贵州（202.10‰）和重庆（137.84‰）。
3.6. 分层Joinpoint回归分析
3.6.1. 高发病疾病的年龄特异性趋势
布病在≥70岁老年人中呈现持续上升趋势（APC = +8.9%），而在0-9岁儿童中则在2014年后显著下降（APC = -12.8%）。疟疾在0-19岁儿童中持续下降（APC = -11.5%），但在20-39岁成年人中近期（2018-2020年）出现上升（APC = +18.7%）。HFRS在40-59岁人群中呈现“降-升-降”的复杂轨迹，而在≥70岁老年人中则呈上升趋势（APC = +4.2%）。
3.6.2. 高脆弱人群的合并NVBD负担
儿童（0-19岁）的总体NVBD发病率在2004-2020年间下降了46.3%，但男孩的下降趋势在2012年后陷入停滞，而女孩持续下降，导致性别差距扩大。老年人（≥60岁）的总体发病率上升了14.7%，且老年男性的发病率加速上升，而老年女性则保持稳定。
3.6.3. 哨点省份特异性趋势
内蒙古在2015年后布病发病率显著下降，但HFRS在2018-2020年间 resurgence（APC = +12.4%）。黑龙江疟疾发病率大幅下降，但登革热发病率上升。广西狂犬病CFR因暴露后预防（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PEP）可及性改善而下降，但HFRS的CFR仍居高不下。贵州整体CFR上升，与人禽流感高CFR及重症监护资源不足有关。
3.7. 气象与生态决定因素的整合分析
云南边境地区温度升高与间日疟发病率上升相关。广东登革热疫情峰值78.4%的变异可由积温（>18°C的度月数）解释。内蒙古HFRS发病率与滞后6个月的啮齿动物密度指数显著相关（r = 0.68）。日本脑炎的下降趋势与温度无关，但与疫苗覆盖率高度负相关。
3.8. 社会经济、免疫和卫生系统因素
日本脑炎疫苗覆盖率存在省际差异，覆盖率低的省份儿童病例持续存在。CFR差异与医疗可及性密切相关，例如广西狂犬病CFR下降与农村医疗支出增长和PEP诊所增加相关，而贵州高CFR与ICU床位稀缺相关。血吸虫病发病率波动与三峡工程水位变化导致的钉螺栖息地扩张有关。
3.9. 动物宿主与生态界面的作用
布病发病率与羊只密度呈强相关（r = 0.71）。来自鼠疫监测系统的啮齿动物密度数据对预测HFRS发病率具有较高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 = 0.73）。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系统量化了2004-2020年17年间中国11种甲乙类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的疾病负担，揭示了其异质性的流行规律。研究发现，布病、疟疾和HFRS构成了疾病谱的主体（占80.7%的病例），而狂犬病和人禽流感则具有极高的致死性。流行趋势分析显示，以日本脑炎为代表的疫苗可预防疾病在儿童中大幅下降，体现了免疫规划的成功；然而，布病在老年牧民中的持续上升、疟疾在边境地区的输入性风险、以及登革热向北方的扩散等新挑战也不容忽视。
研究深刻揭示了驱动这些变化的“同一健康”核心要素：家畜密度解释了71%的布病风险变异，气候异常解释了78.4%的登革热风险变异，而啮齿动物指数能有效预测HFRS风险（AUC = 0.73）。这些发现强有力地证明，脱离动物宿主和生态环境，仅关注人类病例，无法真正理解和控制这类疾病。
基于以上发现，研究提出了四项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精准防控建议：第一，针对老年牧民等高风险人群，同步实施家畜疫苗接种和人的暴露后预防，从源头阻断人畜共患病传播。第二，在边境等重点地区，建立基于媒介指数（如蚊虫房屋指数、鼠密度）的预警系统，实现主动防控。第三，加强广西、贵州等高CFR省份的危重症救治能力建设，降低死亡风险。第四，也是最具变革性的建议，即将动物疫情、媒介密度等“同一健康”核心指标整合到国家传染病监测网络中，打破部门壁垒，构建真正整合的监测预警体系。
该研究不仅为中国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的防控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地图”和科学的决策依据，更重要的是，它成功示范了如何运用“同一健康”框架，通过整合多部门数据来解析复杂的传染病流行病学问题。这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源于动物与环境的新型传染病挑战，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学和实践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