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Impact of alcohol excise taxation and structural reforms o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in Thailand, 1995–2021: an interrupted time-seri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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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酒精消费税政策短期效应易被通胀和收入增长抵消的问题，深入分析了1996至2017年间泰国实施的11次增税和两次税制结构改革，通过中断时间序列分析评估了其长期组合效果。研究发现，消费税上调与税制改革均能显著降低人均酒精消费量（APC），尤其是2017年的税制改革效果最为突出。此研究为泰国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优化酒精控制政策、通过税收杠杆保障长期公共卫生效益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提高酒精消费税列为降低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的“最佳措施”之一的背景下，一个现实挑战却日益凸显：税收政策的效果常常会被通货膨胀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逐渐侵蚀，导致含酒精饮料的“实际负担能力”不降反升。这意味着，单次增税带来的价格信号，其威慑力难以持久，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那么，如何让酒精税收这把“利剑”长久锋利，持续守护公众健康？泰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样本。
这个东南亚国家在1996年至2017年间，频繁调整其酒精税收政策，不仅实施了多达11次的税率上调，还进行了两次深刻的税制结构改革。这些政策调整的“组合拳”究竟产生了怎样的长期效果？是短暂阵痛还是持久影响？其背后的公共卫生收益又有多大？为了厘清这些问题，一个由泰国宋卡王子大学酒精研究中心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覆盖长达26年（1995-2021）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上。
为了精准量化税收政策对人口层面酒精消费的影响，研究人员采用了中断时间序列分析（ITSA）这一强大的统计工具。他们获取了泰国财政部消费税部门提供的1995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月度成人人均酒精消费量（Adult alcoho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APC）记录数据。研究聚焦于那些对泰国酒精市场总量（按纯乙醇含量计算）影响超过15%的主要税率上调事件，以及2013年和2017年的两次重大税制结构改革。在建模时，他们设定了七个虚拟变量来代表这些关键政策节点，并巧妙地考虑了政策效应的衰减——假设税率上调的效果会因通胀和收入增长而以每年10%的速度递减。模型还纳入了其他可能影响消费的协变量，包括2008年《酒精饮料控制法案》（非价格措施）、COVID-19大流行时期（2021年4-12月）以及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以控制经济波动的影响。统计分析使用R软件，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拟合模型，同时控制残差自相关和季节性因素。
研究结果清晰地揭示了政策干预与消费变化之间的关联。
主要增税与税制改革的影响：分析表明，四次主要的酒精消费税上调与税制改革事件，导致了人均酒精消费量（APC）的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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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及邻近的1998年2月）的增税，与APC降低9.7%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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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的增税，与APC降低6.7%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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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的是两次税制结构改革：2013年的改革与APC持续降低9.3%相关，而2017年的改革则带来了更大幅度的APC降低，达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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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解释方差达到79.1%，表明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
对比现实与假设场景：研究通过构建反事实模型（假设没有实施任何税收政策，仅考虑GDP增长）来评估政策的累计效果。如图所示，模型估算显示，如果没有这些税收政策，1995年至2021年间泰国的总记录APC平均每年会高出0.56升（L），到2021年底，APC将比实际情况高出1.99升。这意味着在整个研究期间，税收政策总共避免了约14.6升的APC。
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研究也注意到，由于许多增税只针对特定酒类（如白酒、混合烈酒、白兰地），导致了市场结构的显著重组。消费者可能转向未受增税影响的、相对更便宜的酒类，这种替代效应削弱了增税对整体消费水平的抑制效果。例如，白酒的市场份额曾因生产体系从国营转向私营（需纳税）以及消费者囤货行为而在短期内剧烈波动。
其他政策的非显著影响：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尽管2008年《酒精饮料控制法案》是一项全面的管控立法，包含了广告、销售地点和时间等限制，但在本研究中并未显示出对月度APC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税收通过价格影响所有消费者，效应广泛而直接；而非价格措施的影响可能更具针对性、更渐进，在月度人口级消费数据中难以捕捉。
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首先，研究证实了酒精消费税（包括税率上调和结构改革）是降低泰国人口酒精消费水平的有效工具。即使是在政策存在漏洞、导致消费替代发生的情况下，税收干预依然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果。这为将税收作为核心酒精控制策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
其次，研究突显了税制结构改革相比单纯的、零星的税率上调可能具有更大的潜力。2013年和2017年的改革之所以效果显著且持久，正是因为它们改变了整个税收计算的基础框架，而非仅仅调整个别品类的税率。这提示政策制定者，系统的税制设计比零敲碎打的税率调整更为重要。
第三，研究揭示了泰国过去税收政策的局限性——即不同酒类之间存在差异化的税率，这创造了“漏洞”，导致消费转移，削弱了政策对整体公共卫生的益处。因此，未来改革应力求覆盖所有酒精饮料类别，避免留下政策空白。
最后，也是最具政策启示的一点是：研究强调了建立自动调整机制的必要性。为了对抗通胀和收入增长对税收实际效果的侵蚀，未来的税收政策应包含与通货膨胀和/或家庭可支配收入挂钩的自动调整条款，以确保其长期公共卫生效益得以持续。
这项研究不仅量化了泰国二十多年来酒精税收政策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为中低收入国家如何设计和优化酒精税收体系，以实现持久的公共卫生目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据和清晰的路线图。它表明，一个设计良好、覆盖全面且能自动适应经济变化的酒精税收制度，不仅是减少消费和相关危害的利器，也能为国家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最终达成健康与经济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