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Subclinical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Future Inflammatory Conditions in the Multi-Ethnic Study of Atherosclerosis
编辑推荐：
本研究探讨冠状动脉钙化（CAC）作为系统性炎症标志物的潜力。为解决无症状人群中心血管疾病（CVD）以外的炎症性疾病风险预测问题，研究者利用MESA队列数据，分析了基线CAC（通过Agatston评分量化）与未来慢性炎症相关疾病（ChrIRD）的关联。结果显示，基线CAC水平升高与未来ChrIRD风险增加独立相关，其预测效能与白细胞介素-6（IL-6）相当。这一发现支持CAC不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也是系统性炎症的亚临床指标，为利用影像学手段评估全身炎症状态提供了新视角。
人体内的动脉不仅是一条条输送血液的管道，更像是一个复杂的“情报中心”，时刻反映着身体的健康状态。其中，冠状动脉的微小变化，长期以来被医生视为预测未来心脏病发作风险的关键线索。医生们通过一种名为冠状动脉钙化（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CAC）的检测——简单来说，就是用CT扫描来测量冠状动脉壁上钙质沉积的多少——来评估一个人患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风险。这项检查的量化标准被称为Agatston评分，分数越高，通常意味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越严重，未来发生心肌梗死等心脏事件的风险也越高。
然而，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浮现：这些沉积在血管壁上的钙，是否仅仅是心脏“独有”的警告信号？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动脉粥样硬化本身是一个慢性的炎症过程。也就是说，血管的硬化不仅仅是脂质堆积的“物理堵塞”，更像是身体内部一场持续不断的、低烈度的“炎症反应”在血管壁上的体现。这不禁让研究人员猜想，既然冠状动脉的钙化与局部乃至全身的炎症密切相关，那么它是否也能像体温计反映全身感染一样，预示着身体其他部位未来发生炎症性疾病的风险呢？这就是本项研究的核心出发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一项名为“动脉粥样硬化多种族研究（Multi-Ethnic Study of Atherosclerosis, MESA）”的大型队列。这项研究自2000-2002年起，招募了数千名当时没有明显心血管疾病症状的参与者，并长期跟踪他们的健康状况。研究者想知道，在排除了已确诊的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重大疾病后，那些在体检中偶然发现、尚无明显症状的冠状动脉钙化（即亚临床CAC），是否会像预言家一样，提前警示参与者未来可能遭遇的、与炎症相关的各类健康问题。他们特别关注一组统称为“慢性炎症相关疾病（Chronic Inflammatory-Related Disease, ChrIRD）”的状况，这包括了肺炎、败血症、痛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等多种看似不相干、但本质上都以炎症为共同基础的感染性或非感染性疾病。这项研究最终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为了探索基线CAC与未来ChrIRD的关联，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几个关键技术方法：1）队列研究设计：利用MESA大型多中心、多种族前瞻性队列，基线纳入了6791名无临床CVD的参与者，并进行了长达中位约18年的随访。2）冠状动脉钙化量化：所有参与者在基线时接受了心电图门控非增强CT扫描，采用标准的Agatston评分法对CAC进行精确量化。3）炎症生物标志物检测：采集参与者基线空腹血样，使用标准化实验室方法测量了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的水平。4）结局事件判定：通过定期随访和链接国家死亡索引，收集参与者的住院和死亡记录，由医生根据国际疾病分类（ICD）代码审阅并判定ChrIRD事件。5）统计分析：采用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基线Agatston评分、IL-6和hs-CRP与未来发生ChrIRD风险之间的关联，并对年龄、种族、性别和基线共病等多种因素进行了调整。
研究结果显示：
1. 参与者特征与基线CAC分布
研究共纳入6791名平均年龄62岁的参与者，种族构成多样（38%白人，28%黑人，22%西班牙裔，12%华裔）。在长达18年的随访中，有16%的参与者发生了至少一次ChrIRD事件。根据基线Agatston评分，参与者被分为四组：50%的人评分为0（无钙化），27%为1-100分（轻度钙化），11%为101-300分（中度钙化），12%大于300分（重度钙化）。数据分析发现，随着基线CAC评分组别的升高，参与者年龄更大、男性比例更高、吸烟者更多、收缩压更高，并且报告有哮喘、关节炎等基线合并症的比例也更高。
2. 基线CAC与未来ChrIRD风险关联
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发现。与基线Agatston评分为0的参与者相比，评分在1-100、101-300以及大于300的参与者，未来发生ChrIRD的风险显著且逐步增加，即使在调整了年龄、种族、性别和基线合并症后，其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分别为1.16、1.35和1.59。当将Agatston评分作为连续变量分析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未来ChrIRD的风险增加20%（HR 1.20）。这一关联的强度，与公认的炎症核心生物标志物IL-6不相上下（IL-6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的HR为1.21）。相比之下，另一个常用炎症标志物hs-CRP的预测能力较弱（HR 1.09）。更重要的是，即使在统计模型中同时放入CAC评分、IL-6和hs-CRP，CAC评分仍然能独立预测ChrIRD风险，这表明它所承载的炎症信息并非完全由循环中的IL-6或hs-CRP所解释。
3. 炎症标志物与未来ChrIRD风险关联
研究也证实了基线炎症标志物与未来ChrIRD的预期关联。基线IL-6水平越高，未来ChrIRD风险越高，呈现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hs-CRP在较高水平时（>1.92 mg/L）也与风险增加相关，但其关联强度弱于IL-6和CAC评分。
研究结论与讨论归纳：
本研究的结论清晰有力：在无明显临床心血管疾病或其他重大疾病的个体中，亚临床冠状动脉钙化的存在与严重程度（通过Agatston评分量化），能够独立预测未来多种慢性炎症相关疾病（ChrIRD）的发生风险。基线CAC水平越高，未来罹患炎症性疾病的风险也越大。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一项影像学指标，Agatston评分在预测未来炎症性疾病方面的效能，与血液中的核心炎症细胞因子IL-6旗鼓相当，甚至优于常用的hs-CRP。
这一发现具有多重重要意义。首先，它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冠状动脉钙化临床意义的认知。CAC不再仅仅被视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未来心血管事件的“专属”预测因子，其本身可能是一个反映身体处于“促炎症状态”或“免疫失调”的全身性窗口。血管壁上的钙化沉积，或许是身体内部一种系统性、慢性低度炎症在局部血管的“可视化”体现。其次，这项研究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检测出CAC但暂无心脏症状的个体，临床医生可能需要警惕其未来发生非心脏炎症性疾病（如严重感染、痛风发作、慢性肺病急性加重等）的潜在风险，从而进行更全面的健康管理与预防。最后，它从机制上支持了“炎症”作为连接不同器官系统疾病的共同桥梁理论。局部的血管炎症如何通过细胞因子（如IL-1、IL-6）的信号放大环路、免疫细胞的全身性 trafficking（迁移）乃至表观遗传学的改变，最终影响远隔器官的健康，这为未来的基础与转化研究指明了方向。随着靶向抗炎药物在自身免疫病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药物是否也能延缓CAC的进展，并降低包括心血管和ChrIRD在内的广泛炎症相关疾病的风险，而CAC量化评分或可作为评估抗炎治疗效果的一个潜在生物标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