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diovascular Diabetology》：Echocardiography and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mortality and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type 1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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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研究提出了一种创新的风险分层策略，将超声心动图评估的亚临床左心室功能障碍（E/e'和GLS）与系统性炎症生物标志物（IL-6、suPAR）相结合，用于预测无已知心血管疾病的1型糖尿病患者的长期（14.5年）死亡和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风险。研究发现，两种指标的联合使用展现出显著的协同预测价值，能有效识别传统风险模型（Steno T1 Risk Engine）之外的极高危患者，为个体化精准预防提供了新依据。
背景与目标
尽管糖尿病诊疗取得重大进展，1型糖尿病患者的预期寿命仍比一般人群短约13年，主要归因于过高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现有的临床风险预测工具（如Steno T1 Risk Engine）未纳入左心室功能障碍和炎症这两个糖尿病相关心血管疾病的核心病理生理特征，可能限制早期风险识别。本研究旨在评估超声心动图参数与炎症生物标志物相结合，对预测1型糖尿病患者全因死亡和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关联性和预测价值。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千与一研究”前瞻性队列，共纳入876名无已知心血管疾病、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50%的1型糖尿病患者。中位年龄50岁，51%为男性。中位随访时间14.5年，期间发生114例死亡和172例MACE事件。
研究者评估了两种亚临床左心室功能障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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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张功能不全：通过二尖瓣早期流入速度与二尖瓣环早期舒张速度比值（E/e′）升高来定义，并分为<8、8-13和≥13三个临床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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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功能不全：通过全球纵向应变（GLS）受损（< 16%）来定义。
同时，检测了三种系统性炎症生物标志物：白细胞介素-6（IL-6）、可溶性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uPAR）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IL-6和suPAR的升高阈值通过统计学方法确定为≥1.9 pg/mL和≥3.2 ng/mL，hsCRP阈值定为≥2.0 mg/L。
统计分析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并针对Steno T1风险引擎中包含的10个传统风险变量（年龄、性别、收缩压、糖尿病病程、HbA1c、低密度脂蛋白、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白蛋白尿状态、吸烟、体力活动）进行了调整。通过C统计量和净重分类改善指数（NRI）评估新增指标的预测价值。
主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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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标志物的独立预测价值：在校正传统风险因素和超声心动图参数后，IL-6和suPAR（而非hsCRP）的升高与全因死亡和MACE风险独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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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心动图参数的预后分层：E/e′升高与死亡风险显著相关。与E/e′<8且IL-6未升高的个体相比，E/e′在8-13且IL-6升高者的死亡风险比（HR）为2.5，E/e′≥13且IL-6升高者的HR高达3.4。与suPAR联合观察时，相应的HR分别为2.4和3.9。GLS受损也与不良结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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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联合的协同效应：风险在超声心动图异常与炎症生物标志物升高并存时显著加剧。例如，同时具有E/e′升高（≥8）和IL-6升高的个体，其死亡风险远高于仅有单一指标异常者。这表明心肌功能障碍与慢性炎症在驱动风险方面存在生物学上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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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效能的提升：在Steno T1风险引擎的基础上，单独加入E/e′、GLS、IL-6或suPAR均可改善模型对死亡风险的区分度（C统计量提升）。然而，将E/e′与IL-6（C统计量从0.839升至0.887）或suPAR联合加入模型时，改善幅度最为显著，显示出协同增强的预测价值。NRI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在长期随访中证实，结合评估亚临床左心室功能障碍（E/e′或GLS）和慢性炎症（IL-6或suPAR），能协同识别出那些传统风险模型中未被发现的高危1型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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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的临床实用性：在各项参数中，E/e′显示出最佳的总体预后价值。舒张功能异常常在糖尿病心肌病早期出现，且E/e′测量相对便捷，已广泛用于心力衰竭（特别是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HFpEF）的临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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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的核心作用：慢性低度炎症是1型糖尿病的标志，也是连接糖尿病与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的共同病理机制。IL-6和suPAR作为因果关联性更强的炎症介质，其预测价值优于hs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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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转化前景：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分层策略：可利用IL-6或suPAR等易于检测的炎症生物标志物进行初步筛查，对结果升高的个体再进行针对性的超声心动图（尤其是E/e′）检查。这种靶向策略能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实现更精准的早期风险分层。此外，所识别出的“心肌功能障碍合并炎症”的高危表型，恰好是许多新兴抗炎疗法（如IL-6抑制剂、suPAR靶向治疗、芬烯酮等）的潜在获益人群，为未来开展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精准预防试验提供了依据。
结论
在无已知心血管疾病且LVEF正常的1型糖尿病患者中，超声心动图（E/e′或GLS）与炎症生物标志物（IL-6或suPAR）的联合评估，能够协同识别出长期全因死亡和MACE高风险个体。这种整合了病理生理机制（心肌功能障碍与慢性炎症）的风险评估方法，其预测效能超越了传统的临床风险评分模型，为实施个体化、基于生物学的风险分层和预防干预奠定了证据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