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Neurochirurgica》：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creasing response rates to electronic pain questionnaires in outpatient neurosurgery
编辑推荐：
本篇文章探讨了如何通过针对性干预措施，有效提升门诊患者首诊前电子疼痛问卷的应答率。研究通过在预约信中添加提醒通知并辅以宣传单页的方式，将居家完成率从43%显著提高至56%。同时，研究还通过提供院内平板电脑备选方案，进一步将总体应答覆盖率提升。该研究揭示了年龄、移民背景、语言能力和数字访问能力是影响应答率的关键因素，为优化数字健康工具在临床路径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
论文解读
疼痛问卷是评估和管理慢性疾病，尤其是如腰痛这类高患病率病症的重要工具。然而，随着医疗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的纸质问卷正逐渐被电子问卷所取代。这种转变虽然带来了便利，却也引入了一个新的挑战：电子问卷的应答率往往远低于传统的邮寄问卷。在医疗资源日益紧张、患者流量巨大的门诊环境中，如何有效收集患者自报的临床数据，以辅助医生进行精准分诊和术前评估，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对于脊柱相关疾病患者，若能提前了解其疼痛性质、程度和用药情况，将大大提升首次门诊咨询的效率，有助于更精准地识别需要手术干预的潜在候选者。那么，我们究竟可以采用哪些策略来弥合这一“数字鸿沟”，鼓励更多患者在就诊前主动完成电子问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来自瑞士Winterthur州立医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
本研究于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间，在瑞士Winterthur州立医院神经外科进行。研究对象为因腰痛（伴或不伴神经根症状）而转诊、首次接受门诊咨询的患者。研究团队设计并实施了一个电子腰痛问卷，内容涵盖疼痛定位、严重程度、症状进展、用药史、治疗史及人口统计学信息等，平均完成时间约15分钟。问卷支持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研究的核心在于分阶段测试了三种不同的患者通知策略：第一阶段（P1），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问卷链接及提醒；第二阶段（P2），在邮寄的预约信中增加关于电子问卷的通知；第三阶段（P3），在第二阶段基础上，额外附上一份说明电子问卷好处的宣传单页。对于未在家中完成问卷的患者，医院在门诊当天提供了在平板电脑上完成电子版或填写纸质版的备选方案。数据分析涵盖了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应答时间、应答模式（家中完成vs.门诊完成）、年龄组间差异以及潜在的语言障碍。统计软件使用了R、GraphPad、SPSS和Excel。
研究结果通过多张图表清晰地展示了不同干预策略和患者特征下的应答模式：
总体应答情况与阶段干预效果
在联系的1017名患者中，最终有665份问卷纳入分析。总体居家应答率为54%（n=359）。分阶段来看，干预措施产生了显著效果：仅通过电子邮件的P1阶段，居家应答率为43%；在预约信中增加通知的P2阶段，应答率升至51%；而增加了宣传单页的P3阶段，应答率进一步提高到56%。统计分析显示，从P1到P3的应答率增长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0.027）。此外，对于306名未在家中应答的患者，有226人（占未应答者的40%）愿意在门诊等候时使用医院提供的平板电脑完成问卷。最终，整体的未应答率保持在10%-15%的较窄范围内。
年龄与应答模式的关系
应答模式在不同年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1）。研究发现，居家应答率总体上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在66-76岁年龄组达到峰值（60%），但在最年长的77-96岁组略有下降（52%）。相反，门诊完成问卷的比例在最年轻的18-50岁组最高（41%），在66-76岁组最低（30%），在最年长组又回升至34%。未应答率在最年轻组（15%）和最年长组（14%）最高。
语言与数字访问障碍
研究人群中，13%的患者母语非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或英语，或为外国国籍，表明存在潜在的语言障碍。其中，最年轻年龄组中外籍人士的比例最高（30%）。此外，有144名患者因未提供电子邮箱而被排除在研究之外，其中56%年龄在77岁及以上，这凸显了高龄患者在数字访问方面面临的显著障碍。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成功验证了在门诊神经外科实施患者为中心的电子疼痛问卷的可行性，并探索了提升应答率的有效策略。研究团队采用的混合模型——即结合传统邮寄信息（含通知和宣传单）与电子通信（电子邮件链接及提醒），并辅以门诊平板电脑备份方案——显著提升了居家应答率，并使总体数据覆盖率大幅提高。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影响应答率的多种因素。调查应答率、提醒与激励：研究证实，提供充分的患者信息并进行一次邮件提醒，与应答率提升相关，这与部分认为提醒次数无效的研究结论不同。由于瑞士法律禁止使用经济激励，本研究未测试该因素。调查递送方式：尽管电话和邮寄通常能获得更高应答率，但本研究采用的混合模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取得了良好平衡。移民背景与语言障碍：瑞士多语言的人口结构是影响应答的重要因素，研究中外籍比例最高的年轻组也对应着较高的未应答率，提示语言适配的重要性。年龄与性别：最年轻组的居家应答率最低，可能与高比例的外籍人士或年轻患者对问卷的普遍抵触有关。而高龄患者提供电子邮箱的比例显著降低，直接反映了“数字鸿沟”的存在。性别差异在本研究中不显著。在线与电子邮件访问：相当一部分高龄患者缺乏电子邮件，这与已有文献报道的老年人技术使用率下降趋势一致。
研究也指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包括问卷在临床实践中被医生利用的程度不一；56%的居家应答率尚不足以作为强有力的分诊工具；未收集患者不应答的具体原因；数据收集周期仅一年；以及缺乏对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潜在影响因素的分析。此外，应答率的计算方式（选择不同的分母）会影响结果的具体数值。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研究者对未来改进提出了展望：除了优化问卷设计、采用混合数据收集模式、缩短问卷等“低技术”策略外，未来可探索整合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移动数据等被动/半被动数据采集方式，并结合短信、患者门户、应用程序、语音界面等多模态访问选项。自动化、互操作性以及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有望进一步提升完成率和数据质量，但必须符合伦理标准、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要求。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证明，通过针对性的、多层次的干预策略，可以有效提升电子健康问卷在临床实践中的患者参与度。它明确指出了年龄、移民背景、语言能力和数字访问能力是实施此类工具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变量。该研究为未来将预诊问卷整合到转诊流程中，乃至构建人工智能辅助的决策分诊系统，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论文已发表在《Acta Neurochirurgica》期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