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Health Anxiety i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The Impa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Defic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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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情绪调节（ER）策略与躯体症状障碍（SSD）中健康焦虑症状的关系。通过对108名受试者（含SSD患者与健康对照）进行结构化访谈及问卷调查，并运用多变量方差、回归与中介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相较于健康对照，SSD患者表现出适应性情绪调节（如接纳、韧性、重评）使用更少，以及更多反刍思维；而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如表达抑制）与适应性策略的缺乏均能显著预测SSD组内的健康焦虑程度，躯体症状负担则不能。该研究揭示了情绪调节在SSD患者健康焦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针对性地改善患者情绪调节技能以缓解健康焦虑提供了理论依据。
想象一下，你身体某个部位持续不适，医生检查后却说“没有明确的器质性病变”，或者即便有已知疾病，你的痛苦也远超出医学解释。这种难以言说的身心困扰，正是躯体症状障碍（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SSD） 的核心特征。更令人煎熬的是，这些挥之不去的躯体症状常伴随着对健康的过度担忧和恐惧，即健康焦虑（Health Anxiety），患者可能反复求医、过度检查，生活质量和功能严重受损。尽管SSD与健康焦虑密切相关，但二者背后共同的心理机制，尤其是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ER）——即个体如何理解、管理和应对自身情绪——在其中扮演的确切角色，仍不够清晰。既有研究提示SSD患者可能存在情绪调节困难，但情绪调节的具体策略如何影响其健康焦虑水平，以及这种影响在SSD的诊断亚组（症状有无明确医学解释）中是否存在差异，尚缺乏系统性探索。因此，深入探究情绪调节与SSD患者健康焦虑的关系，对于理解该障碍的病理心理机制、开发更精准的干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成果发表在《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上。他们旨在调查：（1）SSD患者与健康对照在情绪调节策略使用上的差异；（2）情绪调节策略如何预测SSD患者的健康焦虑水平；（3）情绪调节是否部分中介了SSD组与健康对照组在健康焦虑上的差异。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关键方法开展研究。样本来自108名参与者，包括72名符合DSM-5诊断标准的SSD患者（进一步分为有相关医学因素[SSD(mc+)]和无相关医学因素[SSD(mc-)]两个亚组）和36名非临床对照（Nonclinical Controls, NC）。通过结构化临床访谈（Mini-DIPS和SSD访谈）确保诊断准确性。研究使用了多项自评问卷进行评估：修订版简短健康焦虑量表（modified Short Health Anxiety Inventory, mSHAI） 测量健康焦虑；情绪调节技能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Skills Questionnaire, ERSQ） 评估基于Berking模型的适应性情绪调节技能（重点关注接纳、韧性、调节）；海德堡情绪调节策略量表（Heidelberg Form for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HFERST） 同时测量功能性与失调性情绪调节策略（如重评、反刍、回避、表达抑制等）；患者健康问卷-15（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15, PHQ-15） 评估躯体症状负担；修订版疼痛残疾指数（modified version of Pain Disability Index, PDI） 评估功能残疾。数据分析方面，运用了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s） 比较组间差异，皮尔逊相关和分层回归分析 探究情绪调节与健康焦虑的关系，并使用PROCESS宏进行中介分析 检验情绪调节在组别与健康焦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如下：
参与者特征
研究最终纳入的108名参与者（SSD组72人，NC组36人）在年龄、性别比例和家庭状况上无显著差异，但NC组教育水平更高。SSD组表现出慢性的、多重的躯体症状，伴有中等程度的症状严重度和健康焦虑。
情绪调节策略的组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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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情绪调节（ERSQ）：与NC组相比，SSD组在接纳、韧性和调节三项技能上的得分显著更低（效应量d在0.72至1.0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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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ERST评估的情绪调节策略：与NC组相比，SSD组的认知重评（Reappraisal） 和接纳（Acceptance） 得分显著更低，而反刍（Rumination） 得分显著更高。两组在问题解决、社会支持、回避、表达抑制和体验抑制上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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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亚组比较：SSD(mc+)组比SSD(mc-)组表现出更高的回避（Avoidance） 和表达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 倾向，但其他策略无差异。
SSD患者中情绪调节与健康焦虑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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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变量相关：更高的适应性情绪调节技能（ERSQ的接纳、韧性、调节）和HFERST的重评、接纳与更低的健康焦虑水平相关。更高的失调性策略（HFERST的反刍、表达抑制）与更高的健康焦虑水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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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回归分析：将情绪调节策略作为一组变量引入模型时，无论是适应性策略组（ERSQ模型解释11%方差，HFERST模型解释15%方差）还是失调性策略组（HFERST模型解释18%方差），都能显著预测健康焦虑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失调性策略的多变量模型中，表达抑制是健康焦虑的显著独立预测因子。而在所有模型中，躯体症状负担（PHQ-15） 均未能额外增加对健康焦虑的解释力。
情绪调节作为组别与健康焦虑关系的中介
组别（SSD vs. NC）对健康焦虑有强烈的直接预测作用。中介分析发现，部分情绪调节策略部分中介了这种关系。具体而言，韧性（ERSQ）、认知重评（HFERST） 和反刍（HFERST） 均显示出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这表明，SSD患者更高的健康焦虑水平，部分程度上是由他们更差的韧性、更少的认知重评以及更多的反刍思维所解释的。
结论与讨论部分归纳：
本研究证实了SSD患者在情绪调节上存在特征性模式：他们更少使用适应性策略（如接纳、韧性、调节、重评），而更多使用非适应性策略（如反刍）。这些情绪调节特征与患者内在的健康焦虑水平紧密相关，且能独立于躯体症状负担预测健康焦虑。尽管组别差异直接导致健康焦虑，但情绪调节（尤其是韧性、重评和反刍）在其中扮演了部分中介角色，说明情绪调节能力的缺损是SSD患者健康焦虑升高的重要心理通路。研究未发现SSD的两个亚组（症状有无医学解释）在核心情绪调节策略上存在本质差异，仅在回避和表达抑制上略有不同，提示两类患者的情绪调节核心困难可能相似。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系统地将情绪调节过程与SSD的核心心理症状——健康焦虑联系起来，超越了仅关注躯体症状的视角。结果强调，针对SSD的心理干预，不应只着眼于症状管理，而应整合情绪调节训练（Emotion Regulation Training），特别是提升患者的接纳、认知重评能力，减少反刍和表达抑制。这为优化现有认知行为疗法（CBT），开发如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 等融合情绪调节模块的新疗法提供了实证支持。未来研究需通过纵向或实验设计，进一步厘清情绪调节与健康焦虑的因果关系，并探索在健康威胁情境下情绪调节的动态过程，以推动更精准、有效的SSD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