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e Policy》：From data rationales to data infrastructure: Implications for the BBNJ clearing-hous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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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BBNJ协定》的数据治理挑战，特别是其信息交换中心机制（Clearing-House Mechanism, ClHM）的设计。作者通过分析谈判中的835个“数据”相关观察，提出了“数据理据”（data rationales）这一核心概念，归纳了十个不同的数据理据。研究揭示了数据背后复杂的利益与权力博弈，并为ClHM的设计提炼出十二个关键问题，旨在为构建一个更公平、有效的公海（ABNJ）数据治理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在广袤的蓝色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一个关键挑战：数据。我们对其知之甚少——超过75%的海底尚未测绘，而对海洋生命的知识又高度依赖于科学数据的收集与共享。然而，公海（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ABNJ）的数据现状却如同一片“数字荒原”：数据分散在众多机构、治理结构碎片化、技术标准不兼容，而各国在数据收集能力上的巨大差距，更使得数据鸿沟日益加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旨在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协定——《BBNJ协定》应运而生。它不仅承载着填补海洋治理空白的期望，其核心数据基础设施——信息交换中心机制（Clearing-House Mechanism, ClHM）——的设计，更被视为重塑未来公海数据治理格局的关键。那么，在激烈的国际谈判中，各国代表们是如何理解、期待并围绕“数据”展开博弈的？这些关于数据的讨论，又将如何塑造ClHM的最终样貌，进而影响全球海洋的命运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学系的Wenwen Lyu、Arne Langlet-Uranüs和Alice B.M. Vadrot在《Marine Policy》期刊上发表了一项深入研究。他们敏锐地指出，在谈判场中，“数据”已远非一个纯粹的技术概念，而是承载着各国不同的期待、理解和战略利益的复杂政治符号。为了系统捕捉这一现象，他们提出了“数据理据”这一核心分析概念，用以描述谈判各方围绕数据所表达出的多样化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竞争的主张。
研究者们采用了协作事件民族志这一创新方法，对2018年至2025年间举行的五次政府间会议（IGC）和两次筹备委员会会议（PrepCom）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观察。他们建立并分析了包含超过5万条记录的MARIPOLDATAbase数据库，从中筛选出835条明确提及“数据”的观察记录。通过对这些文本进行迭代式、归纳性的编码分析，研究人员成功地将谈判中各方的复杂论述梳理归类。
这项研究取得了两项核心成果。首先，研究者识别并系统阐述了支撑BBNJ谈判的十大数据理据。这十个理据分别是：范围（界定相关数据类型和概念）、科学驱动（数据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功能性（建立具备相关能力的数据系统）、效率（通过金融、技术和制度创新高效管理数据）、法律确定性（建立清晰可靠的数据法律法规）、合作（利用数据促进与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协作）、公平性（通过促进数据访问和确保平等参与来缓解权力失衡）、战略意义（将数据证据战略性地服务于政治需求）、利润（将数据视为可产生财务收益的资源、资产和商品）以及执行与合规（通过数据共享、报告和技术支持法律的实施）。这些理据如同一面多棱镜，全面折射出谈判中围绕数据展开的复杂博弈。
其次，基于对数据理据之间互动的分析，研究为ClHM的设计提炼出了十二个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ClHM的核心设计要素，例如：应包含哪些类型的数据？应与谁合作以及在哪些方面合作？如何处理不同授权、管辖权和所有权下的数据？如何平衡敏感数据保护与开放获取？如何设计支持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功能？以及如何鼓励利益相关方遵守规定？研究强调，每个问题背后往往交织着多个、有时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数据理据。例如，关于“应选择谁来建立ClHM以及如何选择”这一问题，就同时涉及了战略意义（对后续机构组成的潜在影响）、公平性（确保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群体的代表性）和科学驱动（基于专业知识和经验选拔）这三种不同理据的优先性竞争。在PrepCom2会议上，正是由于这些隐藏的、竞争性的优先事项未能得到公开讨论和协调，导致各国未能就成立ClHM技术工作组达成共识。
在讨论与结论部分，作者深刻指出，ClHM的设计绝非单纯的技术性工作，而是一个被全球不平等、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之争所深刻塑造的政治过程。将数据议题隐藏在技术性讨论之下，只会掩盖其背后的权力动态。因此，他们呼吁谈判代表们更明确地反思其立场背后的数据理据，并利用这些理据的多样性来识别潜在的协同领域，以此为基础构建联盟。通过这种方式，BBNJ谈判进程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机会，让各方在ClHM的设计中阐明并协调相互竞争的数据理据，从而为ABNJ塑造一个更加公平的数据治理未来。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解国际环境谈判中数据的政治性提供了创新的理论视角和扎实的经验证据，也为正在进行的ClHM设计谈判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问题框架，对于推动《BBNJ协定》的有效实施和全球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