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Social support and prosocial decisions in times of distress: Helping a single recipient versus multiple recip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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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文章：《集体危机中的社会支持与亲社会决策：帮助单一接收者与多个接收者》。本文探讨了在社会集体危机（如战争）背景下，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如何影响其帮助意愿，特别是当帮助对象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时的决策差异。研究通过青少年和大学生两个群体的对比实验发现，普遍存在“单一性效应”，即人们更愿意帮助单一个体而非群体。更关键的是，在成年群体中，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能有效削弱这种偏见，使得个体在决策时更少受到帮助对象数量的影响。这项研究揭示了社会支持不仅能缓冲压力，还能在危机中促进更理性的亲社会行为，为理解社会因素如何塑造助人行为提供了重要视角。
在危机与灾难面前，人性常展现出复杂的面向。一方面，危难中涌现的互助与利他行为屡见不鲜，仿佛印证了“关怀与结盟”的本能，人们在压力下会因对联结的渴望而做出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压力也可能导致人们趋向于选择耗费资源更少、更不费力的自我中心反应。这种在集体危机中，个体是更倾向于伸出援手，还是更可能保护自我的分歧，引发了研究者的深入思考。尤其值得探究的是，个体感知到的来自他人的支持——即社会支持，在压力时刻扮演着何种角色？它会普遍地促进利他，还是会微妙地影响我们帮助谁的选择？例如，当面对一个急需帮助的具体个体和一个有同样需求的群体时，我们内心的天平会如何倾斜？这种“帮助一个人还是帮助一群人”的决策，在资源有限、情绪紧张的危机情境下，不仅关乎道德，也触及了深层的认知与情感机制。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Yael Malin和Hagit Sabato在《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聚焦于一场持续的集体危机（以巴冲突）背景，考察了感知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并特别关注了“受助者特殊性”——即帮助单一对象与多个对象的决策差异。研究团队分别对青少年（研究1，N=192）和大学生（研究2，N=196）两个群体展开了调查。参与者首先报告了他们在危机期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以及近期参与志愿活动的情况。一周后，他们被随机分配到两种实验条件中的一种：被询问是否愿意帮助一名或因危机无法返校而需要学业协助的“单个学生”，还是帮助有同样需求的“多名学生”。结果揭示了几个重要发现：首先，“单一性效应”在两个群体中均显著存在，即参与者普遍更愿意帮助单一个体而非多个个体。其次，在青少年中，更高的感知社会支持一致性地与更多的志愿活动参与和更高的帮助意愿相关，且这种关联不受帮助对象数量（单一或多个）的影响。然而，在成年大学生群体中，社会支持的作用更为精巧：它削弱了单一性效应。具体而言，在危机期间感知到高水平社会支持的成年人，在做出帮助决策时，较少受到帮助对象是单一还是多个的影响；而那些社会支持感知较低的成年人，则表现出典型的、强烈的单一性效应偏好。这些发现凸显了社会支持在集体困境时期对促进亲社会行为、缓解助人决策偏差的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青少年与成人）呈现出明显差异。
为开展此项研究，作者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1. 问卷调查与量表评估：采用改编自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的条目，在特定危机背景下测量参与者的感知社会支持；通过自陈式问卷收集参与者近期志愿活动参与情况。2. 实验操纵与组间设计：通过文本材料随机操纵“受助者特殊性”这一自变量，设置“单一受助者”与“多个受助者”两种实验条件。3. 纵向数据收集与交叉滞后设计：在两周内分两个时间点收集数据，时间点1测量社会支持与志愿活动（回溯性报告），时间点2进行帮助决策的实验任务，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4. 统计建模与分析：使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检验社会支持、受助者特殊性及其交互作用对帮助意愿和愿意付出时间的影响；采用PROCESS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探究社会支持在不同水平下如何影响单一性效应；通过系数比较等探索性方法分析青少年与成人样本间的差异。研究样本来源于以色列耶路撒冷两所中学的青少年以及通过在线面板招募的以色列主要大学的本科生。
研究结果
2.2.1. 社会支持与志愿活动
在青少年样本中，感知社会支持与危机期间的回顾性志愿活动参与呈显著正相关（r = 0.10, p = .030），支持了假设H1。而在成年大学生样本中，这种关联并不显著。
2.2.2. 帮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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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帮助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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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回归分析显示，感知社会支持和受助者特殊性均是帮助意愿的显著预测因子。更高的社会支持与更高的帮助意愿相关（支持H2）；同时，参与者对单一受助者的帮助意愿显著高于多个受助者（支持H3）。但社会支持与受助者特殊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H4未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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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同样存在显著的单一性效应（支持H3）。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显著的交互作用：社会支持调节了单一性效应。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低和中等社会支持水平下，参与者对单一受助者的帮助意愿显著高于多个受助者；然而，在高社会支持水平下，这种偏好消失了（支持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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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愿意付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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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社会支持能显著预测愿意付出的帮助时间（支持H2），但受助者特殊性的主效应不显著（H3未获支持）。交互作用同样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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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同样存在显著的单一性效应（支持H3）以及社会支持与受助者特殊性的显著交互作用（支持H4）。分析显示，在低和中等社会支持水平下，参与者愿意为单一受助者付出比多个受助者更多的时间；在高社会支持水平下，这种差异不显著。
4. 跨样本探索性比较 – 青少年与大学生
探索性分析表明，青少年报告的基线志愿活动水平显著高于成年人。青少年群体中社会支持与志愿活动的正相关关联强度，有强于成人群体的趋势（Z = 1.92, p = .055）。在帮助意愿上，社会支持对单一性效应的调节作用在成人中显著为负，而在青少年中不显著，显示出潜在的发育差异。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集体危机中感知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创新性地引入了“受助者特殊性”这一决策偏差视角。主要结论如下：首先，研究证实了在危机情境下普遍存在的“单一性效应”，即人们更倾向于帮助可识别的单一个体而非群体，这一效应在青少年和成人中均得到验证。其次，社会支持的作用呈现明显的发展性差异。对于青少年，高社会支持广泛地促进了其亲社会倾向（无论是志愿参与还是帮助意愿），且这种促进不受帮助对象数量的影响。这很可能与青少年期同伴关系和社会归属感的核心地位有关，其亲社会行为更多地由社交动机驱动。然而，对于成年人，社会支持的作用更为具体和情境化：高社会支持并未普遍提升帮助意愿，而是特异性地“缓冲”了单一性效应这一认知偏差。这意味着，感受到强有力社会支持的成年人，在决定帮助谁时，能更少地受情感驱动的、聚焦于具体个体的直觉影响，可能更多地考虑到群体的整体需求，表现出更理性、更具反思性的决策模式。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将社会支持这一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从简单的“促进亲社会”细化到“调节决策偏差”的层面，丰富了我们对危机中亲社会行为心理机制的理解。同时，研究清晰地揭示了亲社会动机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的发展变化：从较为泛化的、与社会联结紧密相关的动机，转向更复杂、更多受认知评估和情境因素调节的动机模式。
在实践层面，研究提示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强化社会支持来培育亲社会行为的策略可能需有所侧重。针对青少年，构建支持性的同伴网络和校园氛围，能有效鼓励其参与志愿和互助活动。对于成年人，特别是在危机管理、公益倡导等领域，着力于建设和维护强大的社区支持系统，不仅有助于个体心理健康，还可能间接地培养更理性、更少偏见的集体互助决策，从而提升危机应对的整体效能。当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和文化背景的特异性、对自陈报告的依赖等，未来研究可在更广泛的危机类型、文化环境和年龄跨度中检验这些发现的普适性。总之，这项研究深刻表明，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我们所感知到的来自他人的支持，不仅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还可能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更公正、更理性地关爱他人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