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灾难心理调适:民间志愿搜救组织中的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差异

《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You can never unhear that”: Gendered mental health and emotional labor in civilian volunteer search-and-rescue organizations

【字体: 时间:2026年02月23日 来源: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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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于性别如何影响灾难志愿者的心理健康体验与表达。为解决性别、灾难与心理健康交叉研究不足的问题,研究人员通过民族志方法,对八支美国民间志愿搜救(SAR)组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由于性别化的劳动力工,男性多担任一线船艇救援者,其心理健康体验被传统的男性气质规范所塑造,表现为情绪最小化和区隔化;而女性多担任后端的调度员和社交媒体管理员,作为“第一联络点”承担了额外的情绪劳动,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独特影响。这项研究揭示了性别是影响志愿者在灾难环境中心理健康体验与表达的关键结构性因素,为理解灾难响应中的性别不平等提供了新见解。

  
当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袭来时,除了官方的应急力量,总能看到许多民间志愿者挺身而出,驾驶着自家的船只冲入灾区救援被困群众。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这些志愿者甚至拥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卡津海军”(Cajun Navy)。然而,在这些英勇行为的背后,志愿者们自身经历着怎样的心理冲击?这些体验是否会因性别不同而产生差异?长期以来,关于性别与灾难的研究主要关注幸存者,而较少探究志愿者这一独特群体的心理健康,尤其缺乏对其性别化体验的深入考察。为此,来自德州农工国际大学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八支在2016年巴吞鲁日洪水和2017年飓风“哈维”后兴起的民间志愿搜救组织,试图揭示性别如何塑造志愿者在灾难环境中的心理健康体验与表达。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为期四年的民族志研究。他们综合运用了三种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首先,对99名参与者进行了深入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方式包括面对面、电话和Zoom,时间跨度为2018年至2022年。其次,研究团队对八个志愿搜救组织进行了参与式观察,期间共观察了31次灾害部署,并亲自参与了其中10次的志愿工作。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社交媒体和Zello(一款对讲机式移动应用)频道进行了虚拟观察。最后,研究团队每年与各组织的领导和核心志愿者举行会议,作为代理焦点小组讨论。在数据分析上,研究采用了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开放编码、轴向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从访谈、观察和会议记录中归纳出核心主题和理论概念。
研究结果揭示了几个关键发现。
4.1. 船艇救援者与后端志愿者的性别化心理健康体验
研究发现,这些组织内部存在明显的性别化劳动力工:男性志愿者绝大多数担任一线的船艇救援者,而女性志愿者则主要承担后端的调度、通讯和后勤管理等角色。这种分工深刻影响了他们讲述心理健康体验的方式。男性船艇救援者倾向于通过传统的男性气质规范来理解他们的经历。例如,志愿者迪伦在描述飓风“哈维”救援后的感受时,使用了“冲走情绪”、“你必须成为坚强的那个人”等表述,体现出情绪最小化和区隔化的特点。另一位志愿者德鲁则明确提到“区隔化”能力对于救援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会面临“真正的问题”。这些叙述表明,男性志愿者将其心理健康挑战框定在“救援者”的角色中,并通过符合传统男性期望的方式(如克制情感、表现坚强)来处理情绪。
相比之下,担任后端角色的女性志愿者虽然并未亲临灾害现场目睹破坏,但她们的描述却更为具体和情感化。她们是求救者的“第一联络点”,通过电话和社交媒体直接接收并处理恐慌的求救信息。调度员艾米谈到,那些求救者的声音会在她入睡时回响,“会伴随你很长时间”。另一位调度员金姆则提到,她和一些同事在事后接受了心理治疗,因为“你永远无法‘没听过’那些声音”,听到人们“对生命真切感到恐惧”的声音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这种“无法忘却”的创伤感,源于她们作为信息中介的角色,承受着求救者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却往往缺乏一线救援者所能获得的直接反馈和某种“终结感”。
4.2. 幕后工作带来的额外情绪劳动
研究进一步发现,后端志愿者,尤其是女性,在承担心理健康风险的同时,还需付出大量的情绪劳动。情绪劳动是指个体为了符合特定组织或情境的要求而管理自身情绪表现的过程。在后端调度工作中,志愿者需要同时安抚求救者和确保前线救援者的安全与情绪稳定。金姆描述了她如何需要告诉求救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用自己的私人电话持续跟进,提供安慰。志愿者辛迪的经历更为典型,她的个人电话号码通过社交媒体被公开,导致她在凌晨三点接到求救电话,必须立即上线协调救援。志愿者吉莉安则概括了这种双向的情绪劳动:既要在电话中为求救者“保持坚强”,又要远程引导救援者,确保他们和被困者的安全。这些叙述表明,性别化的分工不仅将女性置于承受直接心理创伤的位置,还赋予了她们管理和安抚他人情绪的责任,这无疑加剧了她们的心理负荷。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深入探讨了性别、灾难、志愿服务与心理健康交叉的独特领域。结论明确指出,性别是构建志愿者在灾难环境中心理健康体验与表达的关键结构性因素。民间志愿搜救组织内部的性别化劳动力工,导致男性和女性志愿者虽然面临相似的心理健康挑战,但体验和叙述这些挑战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男性船艇救援者因其“救援者”的角色,能够(或被期待)通过传统男性气质框架来最小化和区隔化情绪。而女性后端志愿者则因其“第一联络点”的角色,直接承受求救者的创伤性信息,并承担了安抚双方情绪的额外情绪劳动,这使得她们的心理健康体验更为复杂和沉重。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将关注点从灾难幸存者扩展到了救援者——特别是日益增长的民间志愿者群体,并有力地证明了性别视角对于全面理解灾难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研究揭示的组织内部分工模式,实则是社会性别结构在微观层面的反映,它可能无形中加剧了女性志愿者在灾难响应中的心理负担。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性别与灾难研究的理论维度,也为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的灾难心理支持项目、志愿者培训和组织管理,亟需纳入性别敏感的视角,识别不同角色志愿者面临的独特心理风险,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源和支持,以保障所有志愿者的身心健康,从而构建更具韧性和公平的灾难响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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