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寡转移性宫颈癌的转移灶定向放射治疗:寻找潜在获益者与预后因素分析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adiation Oncology》:Metastasis-directed radiotherapy for oligometastatic cervical carcinoma: Identifying potential beneficiaries

【字体: 时间:2026年02月23日 来源: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adiation Oncology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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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寡转移性宫颈癌(OCC)中转移灶定向放射治疗(MDRT)的作用尚不明确的问题,回顾性评估了立体定向消融放疗(SABR)在此类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分析了83名患者的临床数据,发现MDRT实现了较好的局部控制且毒性轻微,疾病进展主要发生在放疗野外。寡转移疾病亚型和放疗反应是总生存期(OS)的独立预测因素。结果表明,基于SABR的MDRT在OCC管理中具有可行性,其疾病分类有助于在多学科讨论下选择合适的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对于宫颈癌患者而言,当疾病从局部进展到全身转移,治疗策略便面临巨大挑战。然而,其中存在一种特殊的中间状态——寡转移性疾病,即患者体内仅有少数(通常≤5个)的转移病灶。这种状态仿佛是癌症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岔路口”,既不完全受限于局部,也未形成广泛的全身播散。在妇科恶性肿瘤,特别是宫颈癌中,尽管有手术、放疗(RT)和化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但仍有部分患者会出现这种有限的转移。如何精准地处理这些寡转移灶,以延缓疾病进展、延长患者生存并维持生活质量,成为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转移灶定向放射治疗(MDRT)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利用高精度的放疗技术,对转移灶进行局部“定点清除”。其中,立体定向消融放疗(SABR)因其能够在少数几次治疗中投递高剂量、高适形的照射而备受关注。尽管在肺癌、前列腺癌等其他实体瘤中,SABR用于寡转移治疗已显示出潜力,但在寡转移性宫颈癌(OCC)这一特定领域,证据仍然有限。既往研究多为小样本回顾性分析,关于哪些患者最能从中获益、哪些因素能预测疗效,仍然模糊不清。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来自韩国延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研究,旨在评估MDRT在OCC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探寻关键的预后因素。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专业期刊《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adiation Oncology》上。
为了探究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回顾性队列研究的设计。他们从2019年至2022年间在延世癌症中心接受MDRT的OCC患者中筛选病例,纳入标准包括组织学确诊的宫颈癌、寡转移病灶数≤5个,且接受了SABR(定义为分次≤5次、单次剂量≥5 Gy的放疗)。寡转移疾病根据欧洲放射肿瘤学会(ESTRO)和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的共识进行分类。研究主要分析了影像学反应、失败模式、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以及治疗相关毒性。在放疗技术层面,研究采用了基于多学科讨论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制定,利用CT、MRI和/或PET-CT进行靶区勾画,计划靶区(PTV)在考虑呼吸运动后由大体肿瘤靶区(GTV)外扩3–5 mm生成。所有患者均采用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技术进行治疗,并利用锥形束CT(CBCT)进行图像引导。放疗反应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版进行评估,毒性依据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CTCAE)5.0版进行分级。统计分析方法包括Kaplan–Meier法估计生存率,以及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变量分析。
患者和治疗特征
研究最终纳入了83名患者,共计114个时间上独立的MDRT疗程,涉及173个转移病灶。患者中位年龄为54岁,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是鳞状细胞癌(SCC)。根据ESTRO-EORTC分类,最常见的寡转移亚型是重复寡复发(37.3%)。在靶点部位上,淋巴结(LN)是最常接受治疗的部位(44.6%)。大多数患者(65.1%)在MDRT前后接受了全身治疗。剂量分割方案根据病灶特点个体化制定,最常用的方案是3次分割给予24 Gy。
治疗结果
中位随访20个月后,MDRT靶病灶的局部控制率(定义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或疾病稳定)为60.8%。失败模式分析显示,最主要的失败模式是单纯的野外失败(54.2%)。整个队列的2年PFS率和OS率分别为14.5%和62.9%。
预后因素分析
单变量分析显示,有利的放疗靶区反应(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与改善的PFS显著相关,并且是多变量分析中PFS的唯一显著预测因素。对于OS,有利的寡转移疾病分类(包括诱导性寡复发、异时性寡复发和重复寡复发)以及有利的放疗靶区反应均与更长的OS显著相关。在多变量分析中,不利的寡转移疾病分类和不利的放疗靶区反应是OS不佳的独立预测因子。治疗毒性方面,MDRT仅偶尔引起急性≤2级的不良事件,晚期不良事件罕见,未观察到≥3级的毒性。
研究的讨论与结论部分着重强调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意义。本研究表明,采用SABR的MDRT可以安全地用于OCC患者,并能在毒性最小化的情况下实现持久的局部控制。一个关键的发现是,ESTRO-EORTC寡转移疾病分类与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相关。这意味着,通过评估患者属于哪种寡转移亚型(例如是初次出现的寡复发,还是在全身治疗期间出现的寡进展),医生可能更好地甄别出那些更有可能从积极的局部放疗中获益的人群。例如,研究显示,属于“有利”分类(如重复寡复发)的患者,其2年OS率(71.7%)显著高于“不利”亚组(45.6%)。这提示这类患者的肿瘤生物学行为可能相对惰性,MDRT不仅能控制局部病灶,还可能有助于延长全身性疾病控制时间。另一方面,对于“不利”亚型的患者,尽管预后相对较差,但MDRT仍可能通过控制耐药的“顽固”病灶,为继续有效的全身治疗创造条件,从而在疾病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还揭示了OCC临床管理中的一个特点:部分患者会经历多次、反复出现的寡转移事件。在本队列中,近三分之一的患者接受了多次MDRT疗程。这提示对于经过严格筛选的患者,MDRT可以成为一种可重复使用的治疗策略。为了适应这种重复治疗的可能性并保护周围正常器官,研究中采取的是一种中等剂量分割的SABR策略,而非追求单次超高剂量的激进消融。这种策略成功地将毒性控制在低水平,并保留了后续再次放疗的可行性。此外,研究中全身挽救治疗的使用与生存结局无显著关联,作者分析这可能源于患者选择偏倚——那些未接受全身治疗的患者更多属于有利的寡转移亚型且病灶多位于淋巴结,其疾病本身进展较慢。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其回顾性、单中心设计可能引入选择偏倚,治疗方案(尤其是全身与局部治疗的顺序和组合)存在异质性,且由于转移灶(特别是淋巴结)常毗邻小肠、十二指肠等关键危及器官,限制了剂量提升,可能影响了局部控制率。此外,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等生物标志物的数据有限,其与MDRT疗效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寡转移性宫颈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它证实了SABR作为MDRT手段的安全性和一定的有效性,并首次系统性地指出寡转移疾病的详细分类是预测患者生存结局的关键因素。这为临床医生在多学科团队(MDT)框架下,更精准地筛选适合接受积极局部放疗的患者提供了实用工具。未来需要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并进一步明确MDRT在OCC综合治疗中的最佳定位和患者选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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