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ner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Can carbon insetting deliver credible sustainability outcomes in forest-risk supply chain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rom soy and cattle production in Argentina’s Gran Chaco
编辑推荐：
本研究针对跨国商品贸易商为应对监管（如欧盟零毁林法案EUDR）和声誉压力而采用的碳补偿内植策略，以阿根廷大查科地区的大豆和牛生产链为案例，分析了可追溯性系统、再生农业及森林生态系统恢复这三类内植机制的运作方式及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间引发的权衡。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结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定性内容分析和实地访谈，发现尽管内植机制在特定方面具有减排潜力，但普遍存在削弱小农参与、加剧市场集中、缓解效果有限及公平性担忧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若缺乏更强的问责制和更深层的区域整合，内植策略可能沦为包装后的抵消手段，为评估企业气候治理工具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提供了批判性见解。
想象一下，你早餐喝的豆浆、午餐吃的牛排，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片片消失的森林。全球农产品贸易，尤其是大豆和牛肉，是导致森林砍伐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大户”。面对日益严格的法规（如欧盟的EUDR）和舆论压力，那些掌控全球粮食物流的跨国贸易商们正急于寻找解决方案。传统上，企业可以通过在别处投资环保项目来“抵消”自身碳排放，但这种“碳抵消”因效果难以验证、与当地社区脱节等问题而备受诟病。于是，一种听起来更高级的策略——“碳补偿内植”应运而生。它承诺将减排措施直接嵌入公司自己的供应链中，比如追踪产品来源防止毁林、推广能固碳的再生农业、或是直接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这听起来像是完美的“双赢”方案：既减排，又提升供应链的可持续性。然而，华丽的承诺背后，这些由企业主导的、在遥远的南美洲农业边疆地带实施的计划，真的能如其宣传那样可信且公平吗？还是说，它们只是“新瓶装旧酒”，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延续了老问题？这正是发表在《Cleaner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上的研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为了深入探究碳补偿内植的实际运作与效果，研究人员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首先，他们基于Trase数据库筛选了在南美洲大豆和牛肉供应链中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九家跨国贸易公司（包括ADM、邦吉、嘉吉等六家大豆商和JBS、Marfrig等三家牛肉商），并系统收集分析了其2022-2023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其次，为获取在地视角，研究团队于2025年1月至4月在阿根廷大查科地区开展了实地调研，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与当地生产者（大小农户）、合作社、非政府组织、科学家及行业顾问等17位关键知情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数据分析采用了基于Mayring方法的定性内容分析，并借助MaxQDA软件进行编码。整个分析过程以“输入-过程-输出”合法性三维框架为指导，系统评估了不同内植机制在参与性、程序公正性和结果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及其引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权衡。
4.1 可追溯性系统
- •
4.1.1 可追溯性及其实施介绍：研究发现，贸易商普遍利用卫星影像、区块链等技术建立了针对直接供应商的可追溯系统（如JBS的透明畜牧平台），并借助VISEC等行业平台整合间接供应链数据以应对EUDR等法规。这些技术系统虽能增强供应链透明度（支持SDG 12.6, 16.6），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 •
4.1.2 通过可追溯性进行治理：供应链中的合规、控制与权衡：研究揭示，贸易商为实现“零毁林”承诺而推崇的“直接采购”模式，正在侵蚀阿根廷本地基于中介和灵活交易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后者本是生产者为应对市场波动和经济不稳定而发展出的重要生计保障机制。此外，合规成本（如平台使用费、分离仓储物流的成本）常被转嫁给生产者，且缺乏价格溢价，这导致小农和资源有限的农户被边缘化。因此，可追溯性在提升环境合规（SDG 13.2, 15.2）的同时，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损害SDG 1.4, 8.3, 10.2）。
4.2 再生农业
- •
4.2.1 再生农业及其实施介绍：贸易商通过合作项目推广免耕、覆盖作物、农牧林一体化等再生农业实践（如Amaggi的Muvuca计划、Minerva的可持续畜牧业计划），旨在改善土壤健康、固碳并增强生态韧性。
- •
4.2.2 为谁而“再生”？指标错位与再生农业作为气候解决方案的局限：研究表明，企业关注的碳核算（SDG 13.2）与生产者关心的土壤肥力、生产力和水资源保持（SDG 2.4）存在目标错位。同时，再生农业的固碳潜力存在生物学上限，土壤有机碳通常在实践十年后达到平台期。更关键的是，阿根廷普遍存在的短期土地租赁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对需长期投入的再生农业进行投资。基础设施（如灌溉）和资金门槛也将小规模生产者排除在外。因此，再生农业虽有益于生态恢复（支持SDG 2.4, 15.3），但其作为主要气候减排方案的有效性（输出合法性）有限，且存在社会包容性不足的问题。
4.3 森林与生态系统恢复
- •
4.3.1 森林与生态系统恢复及其由农产品贸易商实施的介绍：贸易商多通过与环保组织、初创公司合作开展恢复项目（如Marfrig与re.green合作恢复牧场）。但在研究重点区域阿根廷大查科，企业的直接参与非常有限，项目大多停留在象征层面。
- •
4.3.2 只增碳，不减排？恢复策略在内植中的局限：研究指出，许多恢复项目缺乏明确的监测、报告与核查（MRV）体系，其声称的碳减排量难以验证，模糊了“内植”与“外部抵消”的界限。更引人深思的是像Amaggi通过收购已有高碳存量森林（如Fazenda Carolinas）并将其碳汇计入公司资产的做法。这种策略虽能迅速美化企业的碳账户，但并未对其供应链本身的排放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引发了关于“额外性”和公平性的严重质疑（可能损害SDG 1.4, 10.3）。
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通过“输入-过程-输出”合法性三维透镜，对碳补偿内植作为一种私人环境治理工具的效能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在输入合法性（谁参与决策）方面，内植机制的优先事项几乎完全由贸易商设定，当地生产者和中介机构在规则设计阶段被边缘化。贸易商推动的直接采购模式，实质上是在重构供应链权力结构，压缩了小农的议价空间和生计弹性。尽管项目实施时常依赖本地非政府组织或研究机构作为“组织者”来搭建桥梁，但这并不能替代在地社区真正的共治与议程设定权。在过程合法性（程序如何执行）方面，问题集中于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缺失。企业报告中所称的减排量或碳汇量，其计算方法往往不公开，也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核证。关键概念如“内植”与“抵消”乃至“超越价值链减缓（BVCM）”之间的界限模糊，为企业进行策略性碳排放核算提供了空间，损害了治理程序的严谨性与公信力。在输出合法性（目标是否达成）方面，研究发现内植机制的实际效果远不如宣传的那么乐观。再生农业的固碳能力存在天然瓶颈；可追溯性可能将毁林风险“泄漏”到监管更薄弱的地区，而非真正消除它；而一些恢复项目则沦为碳会计上的技巧。企业追求的“碳中心化”指标与生产者面临的真实农业挑战严重脱节。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深刻揭示，当前由跨国贸易商主导的碳补偿内植实践，虽然在应对强制性法规和塑造绿色企业形象方面作用显著，但其在治理合法性上存在根本缺陷。它倾向于强化企业的供应链控制权，将环境合规的成本与风险转嫁给链条中最弱势的生产者，并在追求可量化的碳指标过程中，忽视了更广泛的生态完整性与社会公平。研究最终警告，除非通过更包容的参与、更透明的程序、更严格的问责以及更深厚的区域整合来彻底重塑其治理逻辑，否则碳补偿内植很可能只是“新瓶装旧酒”，无法成为推动农业供应链实现真正可持续转型的可靠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