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服务创新驱动可持续供应链绩效?基于资源基础观的实证研究

《Data Science and Management》: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rvice Innovation

【字体: 时间:2026年02月23日 来源:Data Science and Management CS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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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在数字化转型(DT)背景下,如何通过服务创新(SI)提升制造业可持续供应链绩效(SSCP)这一核心问题,聚焦于A股上市制造企业样本,深入探索了DT对SSCP的直接影响及其通过服务产品创新(SPI-product)、服务流程创新(SPI-process)和服务模式创新(SMI)三个维度的中介路径。研究发现,SI是DT提升SSCP的关键放大器,其中SPI-process的中介作用尤为显著,而SMI却产生了负向抑制作用。该成果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DT→SI→SSCP的内在传导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也为企业整合数字技术与服务创新战略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与可持续性提供了实践框架。

  
在全球化加速与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供应链的持续性与绩效不仅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新冠疫情这类全球性危机,加剧了需求波动、生产延误和采购中断等问题,使得提升可持续供应链绩效(SSCP)的努力变得异常复杂。在这一背景下,数字技术,例如实时监控、人工智能预测、区块链和物联网(IoT),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解决这些痛点的利器。但技术本身是否足够?技术创新的光环之下,是否还存在着被忽视的、能将数字能力转化为可持续价值的“转换器”?
这正是题为《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供应链绩效的影响:服务创新的中介效应》的研究所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该论文敏锐地指出,尽管数字化转型(DT)在增强供应链连续性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服务创新(SI)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却鲜有系统探究。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一个研究团队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基于资源基础观(RBV)理论,深入剖析了DT如何通过SI的三个关键维度——服务产品创新(SPI-product)、服务流程创新(SPI-process)和服务模式创新(SMI)——来最终驱动供应链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的综合绩效提升。研究揭示了SI作为DT与SSCP之间关键“桥梁”的重要价值,尤其是SPI-process的核心中介作用,为企业管理者在数字时代进行战略资源配置提供了极具洞见的指引。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在《Data Science and Management》期刊上。
为了严谨地验证理论假设,研究人员精心设计了一套实证分析体系。研究的样本覆盖了2010至2023年间中国A股市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剔除ST/*ST公司、金融类公司及数据缺失样本后,最终保留了25,30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核心变量的构建方法如下:SSCP采用熵权法构建了一个综合指数,整合了经济(资产收益率ROA、供应链成本降低率SCCR)、环境(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和社会(供应商社会责任合规率)三个维度的指标;DT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基于已发表的权威关键词词典,从公司年报等披露文件中提取相关术语频率来度量;SI则通过构建包含SPI-product、SPI-process和SMI三个维度的关键词库,同样基于文本分析计算得出综合指标。在控制了一系列公司财务和治理变量(如资产负债率、现金流、ROE等)后,研究采用了经过检验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作为主要估计方法,并运用工具变量法、滞后模型、安慰剂检验等多种手段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层层递进,清晰地揭示了DT、SI与SSCP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发现如下:
4.1-4.5 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
数据显示,样本企业的SSCP平均值为0.467,DT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基准回归模型(表4)一致地表明,DT对SSCP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系数在0.00397至0.00520之间,p < 0.01),初步支持了假设H1。这一积极影响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排除2020年样本、分疫情前后子样本、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等)中均得到证实,尽管在疫情后的子样本中效应有所减弱,显示出外部冲击可能暂时削弱了数字化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一项严谨的三期滞后链式分析(表6)有效地缓解了反向因果的担忧,证实了DT先驱动SI,进而提升SSCP的因果时序。
4.6-4.7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研究进行了多重检验。工具变量(IV)法的应用至关重要。研究使用行业层面的DT水平作为IV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表明(表8、表9),在控制内生性后,DT对SSCP和SI的正面影响不仅依然显著,其系数值甚至大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结果,这暗示着传统方法可能因测量误差等问题而低估了DT的真实效应。使用滞后一/二期行业DT水平、地区-行业DT水平等替代IV进行检验,结论均保持一致(表10)。此外,安慰剂测试(表11、表12)通过随机分配IV或构造伪因变量,进一步确认了所识别关系的真实性,排除了伪相关的可能。
4.8 中介效应分析:SI及其维度的核心作用
这是研究的重中之重。首先,整体SI的中介效应得到证实(表13)。DT显著促进了SI(β = 0.0708),而SI又独立地对SSCP产生积极影响(β = 0.00304),间接效应(0.000215)显著,支持了SI作为部分中介的假设(H4)。
然而,将SI分解为三个维度后,故事变得更加复杂和富有启发性(表14、表15、表16):
  1. 1.
    DT对SI维度的影响:DT对SPI-process(β = 0.1929)和SMI(β = 0.3230)均有极其显著的正面驱动作用,但对SPI-product的影响并不显著(β = -0.0014)。这意味着企业的DT投入更多地流向了优化服务流程和革新商业模式,而非直接创造新的服务产品。
  2. 2.
    各维度对SSCP的影响:在三个维度中,只有SPI-process对SSCP表现出稳健的正面影响(β = 0.00254)。SPI-product的影响不显著,而SMI甚至表现出微弱的负向关联。这表明,并非所有形式的服务创新都能有效转化为可持续绩效。
  3. 3.
    并行多重中介模型下的综合评估(表16):当同时考察三个维度的中介路径时,结果清晰地指向了SPI-process是唯一稳健且显著的正向中介通道(β = 0.0042,p < 0.01)。SPI-product的中介路径仅边缘显著(p < 0.1),而SMI的中介效应为负(β = -0.0017,p < 0.1)。因此,研究假设得到差异化验证:H2a和H3a被拒绝,H2b、H2c、H3b、H4b得到支持,H3c和H4c被拒绝。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深刻总结了上述发现的意义。本研究通过详尽的实证分析,系统地检验了DT通过SI影响SSCP的理论框架。核心结论是:数字化转型确实能够提升可持续供应链绩效,而服务创新,尤其是服务流程创新,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 具体而言,DT显著促进了SPI-process和SMI,但只有SPI-process能够有效地将这种数字化赋能转化为可持续的供应链成果。相比之下,SPI-product的路径不显著,而SMI甚至可能因转型成本高、实施复杂或短期内的资源错配而对SSCP产生抑制作用。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超越了以往仅关注DT直接效应的研究,首次在中国制造业情境下,基于RBV理论,系统地揭示了SI在DT与SSCP之间的多维中介机制,并识别出SPI-process的核心作用,为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转化为可持续价值”这一黑箱提供了关键线索。在实践上,它为制造业管理者提供了清晰的战略优先级: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应优先聚焦于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内部服务流程(如通过自动化、智能算法提升运营效率、客户互动和资源协调),因为这被证明是通往可持续供应链最有效的路径。同时,对服务商业模式创新(SMI)应持审慎态度,充分评估其长期收益与短期调整成本。这项研究不仅为中国制造业在数字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全球范围内探讨技术与创新驱动下的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来自东方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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