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Easy or difficult? Investigating perceived ease of changing ea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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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两项预先注册的在线研究,系统探讨了不同年龄段人群对21项饮食与体力活动(PA)行为改变的感知难易度。研究发现,年轻人认为增加摄入和高强度PA更容易,而减少摄入和久坐则更困难;中老年人则相反。研究还考察了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既往行为改变尝试(Previous Behavior Change Attempts)、慢性病史(Medical History)及当前行为习惯对感知难易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个性化干预设计应整合用户对不同目标行为的感知难易度,并考虑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以提升行为干预的有效性。
引言:行为改变的挑战与感知难易度
许多人立志吃得更健康或进行更多体力活动,但往往以失败告终。有效的干预措施关键在于识别那些更容易改变的行为方面。本研究基于健康行动过程取向(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和目标设定理论(Goal Setting Theory, GST)等行为改变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强调具体计划和可实现目标的重要性。例如,HAPA理论认为,行动和应对计划通过明确情境(何时何地)与具体行动序列(如何)之间的联系,促进意图转化为行动;计划越具体,效果应越好。同时,福格行为模型(Fogg Behavior Model)指出,通过降低行为的复杂性和难度(例如,将其分解为“微小习惯”),可以提高行为改变成功的可能性。
因此,了解人们对不同目标行为改变的感知难度至关重要,但当前缺乏这方面的系统信息。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两项预先注册的研究,系统地评估参与者对饮食行为和体力活动(PA)不同方面改变的感知难易度。我们将“容易度”概念化为一种综合感知,其根源可能在于自我效能感、认知负荷或环境因素等心理因素。此外,我们还考虑了既往行为改变尝试、当前行为习惯、慢性病史和社会比较的潜在影响。社会比较,即个体相对于他人评价自身状况,在形成行为能力和表现的自我评价中起着关键作用,也是健康行为改变干预中的核心作用机制。
方法
研究一
研究一是一项描述性探索性在线研究,通过Tivian Unipark平台进行。研究预先在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上注册。样本为435名主要无慢性病的年轻成年人(平均年龄Mage=31.6岁)。参与者提供了人口统计学、人体测量学和基本医疗信息,评估了与相似人群相比的饮食和PA社会比较、既往改变尝试,并对21项具体饮食和PA行为(13项饮食相关,8项PA相关)的感知改变难易度进行了评分(1=非常困难,6=非常容易)。统计方法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配对比较、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
研究二
研究二使用了另一项关于认知衰退大型研究的数据,旨在复制和扩展研究一的发现,并在一个更可能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样本(N=637,Mage=57.2岁)中,额外调查了改变饮食行为和PA的容易度与这些行为习惯水平之间的关联。参与者除了完成与研究一相同的核心测量(人口学信息、社会比较、既往尝试、感知难易度)外,还完成了国际体力活动问卷简短版(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 Short Form, IPAQ-SF)和食物频率问卷(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FQ),以评估其习惯性PA水平和饮食消费频率。统计分析与研究一类似,并根据数据类型调整了部分方法(如使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IPA Q的序数变量)。
结果
研究一结果
1. 行为方面的感知难易度差异
在饮食行为方面,参与者认为“每周吃肉不超过300-600克”最容易改变(M=3.68),而“总体上吃得更少”最困难(M=2.72)。总体而言,需要增加消费的行为(如吃得更多、吃更多零食、吃得更健康、每天吃5份果蔬)通常被认为比需要减少消费的行为(如吃得更少、吃更小份量、跳过正餐)更容易改变
。在PA方面,“减少站立时间”被认为最容易改变(M=3.08),“减少坐着的时间”被认为最困难(M=2.74)。增加活动量的行为(如增加总体PA、每周进行至少30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活动、每天走至少1万步)被认为比减少活动量的行为(如减少坐着的时间、增加站立时间、减少总体PA)更容易改变
。
2. 社会比较与感知难易度的关联
认为自己饮食比他人更健康的参与者,也认为进行“吃更小份量”、“吃得更健康”、“吃更少零食”等健康饮食改变更容易;而认为吃得更不健康则更困难。更频繁地将自己的PA行为与他人比较的参与者,认为“增加总体PA”、“每天走1万步”、“每周进行30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活动”更容易,而“减少总体PA”、“减少站立时间”、“增加坐着时间”则更困难。
3. 既往行为改变尝试与感知难易度的关联
既往有更多饮食行为改变尝试的参与者,认为进行“吃得更多”、“吃更大份量”、“吃得更不健康”等非期望行为改变更容易。在PA方面,既往开始正式锻炼计划的次数与认为“每天走1万步”更容易相关,而既往改善PA水平的尝试次数与认为“减少总体PA”更容易相关。
4. 慢性病史与感知难易度的关联
与有慢性病的参与者相比,无慢性病的参与者认为“跳过正餐”更容易,而改变“吃更多零食”、“每天吃5份果蔬”、“每周吃肉不超过300-600克”则更困难。在PA方面,无慢性病的参与者认为改变“增加总体PA”、“每天走1万步”、“每周进行30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活动”更容易。
研究二结果
1. 行为方面的感知难易度差异
在饮食行为方面,参与者认为“吃更小份量”最容易改变(M=4.15),“吃额外加餐”最困难(M=3.49)。总体而言,期望的改变(如吃更小份量、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少)被认为比非期望的改变(如吃额外加餐、吃更大份量)更容易。在PA方面,“减少站立时间”被认为最容易改变(M=4.23),“每周进行至少30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活动”被认为最困难(M=3.07)。
2. 社会比较与感知难易度的关联
研究二也发现了社会比较与感知难易度之间的关联,但模式与研究一并不完全一致,表明这种关系可能因样本或行为类型而异。
3. 既往行为改变尝试与感知难易度的关联
与研究一类似,既往尝试与某些感知难易度相关,但结果在行为和样本间并不一致。
4. 当前行为习惯与感知难易度的关联(研究二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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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行为:食物频率问卷(FFQ)结果显示,较低的巧克力、糕点等不健康食物消费频率,与认为“每天添加糖摄入不超过50克”和“吃更少零食”更容易显著相关。较高的生蔬菜、熟蔬菜和新鲜水果消费频率,与认为“每天吃5份果蔬”更容易显著负相关(即消费越多,认为改变越容易,评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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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活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结果显示,体力活动水平高(High PA Level)的参与者,认为“增加总体PA”更容易,而认为“减少总体PA”更困难。较长的步行时间与认为“每天走1万步”更容易显著正相关。较长的静坐时间与认为“减少坐着的时间”更容易显著负相关(即坐得越久,认为减少久坐越难)。
5. 慢性病史与感知难易度的关联(研究二)
与有慢性病的参与者相比,无慢性病的参与者认为改变“吃得更少”、“吃更小份量”、“吃得更健康”、“吃更少零食”、“每天吃5份果蔬”、“每周吃肉不超过300-600克”更容易。在PA方面,无慢性病的参与者同样认为改变“增加总体PA”、“增加站立时间”、“减少坐着的时间”、“每天走1万步”、“每周进行30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活动”更容易。
讨论与结论
两项研究共同揭示,不同人群对饮食和体力活动行为改变的感知难易度存在系统性差异,且这些差异受到年龄、健康状况、当前行为习惯和社会比较认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核心发现:
- 1.
年龄是关键调节因子:年轻人倾向于认为增加消费(吃更多、吃更多零食)和进行高强度PA更容易,而减少消费(吃更少)和久坐行为更困难。相反,中老年人则认为减少消费和久坐行为更容易,而增加消费和达到每日万步的目标更困难。这提示行为改变干预的“切入点”需因年龄而异。
- 2.
当前行为习惯的双刃剑效应:不健康饮食(如高糖零食)的低消费与感知到减少此类行为更容易相关,这符合习惯理论。然而,高水平的PA并不总是转化为感知进一步增加PA更容易,这可能存在“天花板效应”或对现有水平的满足。
- 3.
社会比较的复杂作用:社会比较与感知难易度相关,但关联模式在不同研究和行为间并不稳定。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健康或更活跃,可能与感知进行健康改变更容易相关,但也可能受比较方向、频率和个体差异的影响。
- 4.
慢性病史作为重要背景:无论年轻还是年长样本,没有慢性病的参与者普遍认为进行多种健康行为改变(尤其是增加活动、改善饮食质量)比有慢性病的参与者更容易。慢性病可能通过身体限制、症状负担或治疗副作用,客观或主观地增加了行为改变的难度。
- 5.
既往尝试的非线性影响:更多的既往改变尝试有时与感知进行非期望行为改变更容易相关,这可能反映了尝试失败后的挫败感、对改变过程复杂性的认识加深,或者是个体行为模式灵活性的体现。
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强调,在设计促进健康饮食和体力活动的个性化行为干预时,不能假设所有行为改变目标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难度。干预措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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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用户感知:在干预初期系统评估用户对特定目标行为改变的感知难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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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差异化选择:基于评估结果,为用户提供一系列他们认为相对容易达成的目标选项,或引导他们选择感知难度较低的行为作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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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用户背景:将年龄、健康状况(特别是慢性病)、当前行为习惯和社会心理因素(如社会比较倾向)纳入干预设计的考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与情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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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整目标:认识到感知难易度可能随着干预进程、行为习惯的改变或健康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干预方案应具备动态调整的灵活性。
总之,将“感知容易度”这一用户中心视角整合到行为改变理论和干预实践中,有助于开发出更接地气、更具可行性和持久性的健康促进策略,从而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并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转变。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感知难易度背后的认知机制,并开发基于此的标准化评估工具及相应的适应性干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