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菲调查揭示观点异同：研究“侦探”与科研诚信专家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认知汇聚与极化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A Delphi survey on attitudes to serious research misconduct: Exploring convergence vs. polarization of views of research “sleuths” and research integrity experts

这篇综述性研究采用德尔菲调查法，探索了志愿研究“侦探”（sleuths）与科研诚信专家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观点异同。文章揭示了双方就学术激励结构问题、建立协作机制的重要性等达成共识，但在不端行为频率、机构自洽调查的有效性及培训效果等关键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本文为弥合信息孤岛、重建信任以及探讨更有效的科研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背景

科学研究的进步依赖于信任。尽管常有人认为科研不端是罕见事件，且“科学具有自纠错能力”，但多项证据表明，数据捏造与篡改的发生频率足以构成严重问题。本研究采用德尔菲（Delphi）调查法，系统对比了自我指认的研究“侦探”与专业的科研诚信（RI）专家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看法。

材料与方法

研究采用两轮德尔菲调查，受访者需就关于严重科研不端行为（本研究特指剽窃、捏造和篡改数据）的流行度、应对措施及后果的陈述进行评分。第一轮有95名受访者（37名侦探，33名RI专家，25名其他），第二轮为79名（36名侦探，22名RI专家，21名其他）。调查旨在识别观点的汇聚与极化，而非强行达成共识。

结果：达成共识的议题

双方在多个关键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当前“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学术激励结构是导致科研不端的重要驱动因素。其次，各方均同意，资助机构、出版商和研究机构需要加强合作，共享信息以支持调查，共同维护学术记录的准确性。此外，所有人都认同，必须为揭露不端行为的吹哨人提供更多保护，并为调查中受到牵连的无辜合作者提供保障。关于对不端行为实施有意义的制裁，以及要求出版商对存在问题的材料（如图像重复、数据错误）及时发布关注声明或撤稿，也获得了普遍支持。最后，双方均不认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会过度分散本可用于“更富成效”的研究工作的资源。

结果：观点存在极化的议题

尽管存在共识，但在几个核心议题上，双方的观点存在显著对立。

1. 1.
   严重科研不端的发生频率：“侦探”群体普遍认为不端行为频繁发生，且多数未被发现或妥善处理；而RI专家则倾向于认为其相对罕见，媒体的集中报道可能造成了认知偏差。这种差异反映了两者基于不同信息来源的认知：侦探接触大量疑似或已确认的欺诈案例（如“论文工厂”产物），而RI专家则更多依据提交至机构的正式指控案件数量。
2. 2.
   官方调查渠道的有效性与机构自洽：侦探群体对官方调查渠道的效率与公正性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指出许多证据确凿的案例被机构忽视或拖延。相反，RI专家虽然承认自洽模式存在利益冲突等缺点，但认为其具有让机构从案例中学习、并可能找到更熟悉专业领域的调查者等优势。他们更倾向于一种“由国家级机构提供指导与监督的机构自洽”模式。
3. 3.
   研究者培训的价值：RI专家普遍认为，加强科研诚信与伦理培训是预防不端行为的重要措施。然而，侦探群体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认为大多数实施严重不端行为的研究者明知故犯，问题根源在于个人操守或扭曲的激励机制，而非知识缺乏。与此相关，侦探对不端行为实施者的态度更为严厉，而RI专家则更强调正当程序、无罪推定以及对被指控者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的关照。
4. 4.
   资源与模型：侦探倾向于低估处理科研不端案件所需的资源，而RI专家则强调资源不足是调查的主要障碍之一。此外，对于建立一个类似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那样拥有刑事起诉权的独立监管机构模型，侦探群体表现出一定兴趣，但RI专家普遍反对。

讨论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受访者群体（主要来自欧洲和北美）可能无法完全代表全球情况，且RI专家参与者相对较少，可能反映了该群体中实际处理捏造/篡改数据案例的经验者不多。

研究发现，侦探与RI专家如同身处不同的信息孤岛（Information Silos）。侦探的证据多来自具体的欺诈案例、调查数据以及“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等平台；而RI专家则更多引用政策报告、指南等“灰色文献”。这种差异类似于具体个案与抽象法律框架之间的关系。

结论

1. 1.
   重建信任：弥合两大群体间的认知鸿沟、重建信任是当务之急。双方需要认识到，各自阵营中大多数人改善科研诚信的目标是一致的。定期举办跨群体的科学会议或有助于此。
2. 2.
   评估与透明：迫切需要更准确的不端行为发生率评估，而非仅仅依赖撤稿率。有学者建议借鉴制造业的“抽查审计”模式，例如对机构提交的论文随机进行数据核查，以评估问题研究的比例并促进质量文化。提高调查过程的透明度，也有助于从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中学习“什么有效、什么无效”。
3. 3.
   借鉴与改进：可以借鉴其他领域（如应对职场性骚扰、宗教机构虐待丑闻）处理组织内部不端行为的经验，分析导致不作为的社会结构因素（如等级权力结构、对同事的认同感强于对外部/受害者的认同感等），并据此设计能够对抗这些自然倾向的监管流程。
4. 4.
   寻找成功范例：在关注失败案例的同时，也应系统收集和研究国际上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成功实践案例，以此为基础开发可广泛推广的有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