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 and Behavior》：Association between Levels of Alcohol Use, Perceived HIV Risk, and Untreated HIV Among Persons at Alcohol-Serving Venues in Kenya and U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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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东非农村酒精服务场所中日益严重的酒精使用与HIV风险及治疗脱失的关系，研究人员开展了“OPAL-East Africa”横断面研究。研究揭示了酒精使用等级（通过AUDIT-C评估）与HIV阴性者感知的HIV风险及高风险性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其HIV阳性者中未治疗HIV状况的关联不显著，凸显了在该高危环境中针对性干预的迫切性。
在东非的乡村社区，酒吧、夜店等酒精服务场所不仅是社交中心，也往往是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传播的高风险环境。酒精可能削弱人的判断力，增加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关系等风险行为，从而加剧HIV的传播。尽管已知酒精使用与HIV风险相关，但在生物医学HIV预防（如暴露前预防PrEP）和普遍治疗的时代，对于聚集在酒精服务场所的广泛人群，其不同等级的酒精使用与HIV风险感知、具体性风险行为以及HIV感染者的治疗状况之间有何具体关联，仍有待深入研究。明确这些关联，对于设计有效的、场所针对性的HIV预防和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为此，一项名为“OPAL-East Africa”的集群随机试验的基线数据提供了重要见解。这项研究在肯尼亚西部和乌干达西南部八个农村社区（约1万居民/社区）的酒精服务场所招募成年顾客和工作人员，旨在评估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消费模块（AUDIT-C）界定的不同酒精使用水平，与HIV阴性者的感知HIV风险、四种HIV风险因素，以及HIV感染者中未治疗HIV状况之间的关联。
研究主要采用了横断面调查与现场筛查相结合的方法。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场所映射与参与者招募：研究团队系统性地识别并绘制了所有酒精服务场所的地图，向场所内的顾客和工作人员分发招募卡，邀请他们到附近的政府卫生机构进行免费HIV筛查。2）数据收集工具：使用访谈员主导的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自我报告的HIV状况和风险、过去三个月的性行为（包括与HIV阳性或状态未知伴侣发生性关系、多性伴、交易性行为）以及性传播感染（STI）诊断史。酒精使用水平通过修改版的AUDIT-C问卷（评估过去三个月使用情况）进行测量，并分为无/低风险使用（男性<4分，女性<3分）、中等（男性4-5分，女性3-5分）、高（6-7分）和极高（≥8分）四个等级。3）HIV检测与分类：所有无已知HIV诊断的参与者均接受HIV快速抗体检测。将自我报告当前或未来三个月有感染风险者归类为“感知HIV风险”。将新诊断的HIV感染者，或先前确诊但过去六个月未接受HIV临床护理者，归类为“未治疗HIV”。4）统计分析：使用广义估计方程，在调整年龄、性别和国家后，分析酒精使用水平与各结局指标之间的关联，并考虑了场所层面的聚类效应。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与HIV状况
研究在480个场所分发了9375张招募卡，其中7744名（83%）成年人参与了卫生机构的筛查。参与者中位年龄34岁，38%为女性，91%为顾客。在7727名有AUDIT-C得分的参与者中，4107人（53%）报告了不健康的酒精使用（中等26%，高11%，极高16%）。在筛查者中，1620人（21%）为HIV感染者（PWH），其中141人（9%）为新诊断，78人（5%）为先前诊断但未接受治疗，合计219人（14%）处于未治疗状态。在6124名（79%）HIV阴性参与者中，2285人（37%）自我报告存在感知的HIV风险。
酒精使用水平与HIV阴性者的感知风险及性风险行为
研究发现，酒精使用水平的增加与感知HIV风险的几率升高显著相关。与无/低酒精使用者相比，中等使用者的调整后比值比（aOR）为1.36，高使用者为2.06，极高使用者为2.07（所有p<0.001）。
同时，酒精使用水平与具体的HIV风险行为也呈现剂量-反应关系。例如，与无/低使用者相比，中等、高和极高酒精使用者报告与HIV阳性或状态未知伴侣发生性关系的aOR分别为1.28、1.94和2.15；报告多性伴的aOR分别为1.50、2.89和3.06；报告交易性行为的aOR分别为1.36、2.83和3.58。此外，高和极高酒精使用者报告过去三个月STI诊断的几率也显著增加（aOR分别为2.82和4.80）。
酒精使用水平与HIV感染者的未治疗状况
在HIV感染者中，不同等级的酒精使用与未治疗HIV状态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在调整年龄、性别和国家后，中等、高和极高酒精使用水平对应的aOR分别为1.12、1.18和0.88，均无统计学意义。然而，在219名未治疗的HIV感染者中，高风险性行为的报告率很高：61%的人报告与HIV阳性或状态未知的伴侣发生性关系，60%报告多性伴，39%报告交易性行为，26%报告有STI诊断。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证实，在东非农村酒精服务场所的成年人群中，酒精使用水平的增加与HIV阴性者更高的HIV风险感知及更频繁的高风险性行为显著相关，呈现明确的剂量-反应关系。这支持了酒精使用是HIV传播关键风险因素的现有证据，并强调了即使未达到戒断，减少酒精使用也可能降低该人群的HIV感染风险。尽管在HIV感染者中未发现酒精使用水平与未治疗状态有显著关联，但该群体中不健康酒精使用比例（59%）和高风险性行为报告率依然突出，表明他们仍是HIV传播的重要节点。
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即使在接近或达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95-95-95”治疗目标的地区，酒精服务场所仍然是HIV传播风险升高和未治疗HIV聚集的“热点”。这凸显了持续在该场所开展外展工作的必要性。研究结果指出，将酒精使用筛查（如AUDIT-C）整合到初级保健和社区项目（包括酒精服务场所）中，有助于识别高风险个体，并将其与生物医学HIV预防服务（如PrEP）、STI筛查和HIV治疗相衔接。未来需要设计并实施能同时针对不健康酒精使用、性风险降低并促进HIV生物医学预防使用的综合干预措施，这对于减少东非乃至类似环境下的HIV传播至关重要。本研究发表于《AIDS and Behavior》期刊，为在高危环境中制定精准的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