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并重塑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Childe, 1936)。作为世界主要的作物驯化中心之一,史前中国的情况对于理解早期农业全球化和跨区域互动至关重要。普遍认为,小米(Oryza sativa)在中国北方驯化,而水稻(Oryza sativa)则在中国南方驯化(Fuller, 2011; Lu et al., 2009; Yang et al., 2012),随后这两种作物在中国及其他地区传播开来(Fuller et al., 2010; Leipe et al., 2019; Spengler et al., 2021)。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可能早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就在中国北方被利用,并在公元前8000-7000年间在中国中部至下游黄河流域及西辽河流域广泛种植,其中黍最初占主导地位。公元前6000年后,以小米为基础的旱地农业在中国北方和中部得到巩固,并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粟成为主要作物(Deng, 2022)。水稻被认为是在长江中下游流域通过长期驯化过程从野生状态演变为完全驯化状态的(Qin, 2012; Zhang et al., 2024; Zhao, 2018)。植硅体证据表明,水稻的驯化可能始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长江下游,并在公元前5600年后达到接近现代的水平(Huan et al., 2021; Ma et al., 2016; Zuo et al., 2017)。来自长江中游的宏观植物遗存进一步证实了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有水稻种植(Deng et al., 2015)。水稻种植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向北扩展到淮河流域(Zhang et al., 2018),并在公元前8000-7000年间进一步扩展到长江中下游流域(Jin et al., 2020; Jin et al., 2014a; Zhang et al., 2012)。在公元前6000-5000年间,水稻继续向西北和南方扩散(Yang et al., 2018; Zhang and Hung, 2010; Zhang et al., 2010)。在中国西北部,水稻甚至传播到了甘肃省东南部的天水市,那里发现了距今5070年的水稻颗粒(Li et al., 2007)。这种传播可能随后扩展到了横断山脉(Huan et al., 2022)。温带水稻品种的发展可能促进了水稻农业在中国北部和西南部的扩张(d’Alpoim Guedes and Butler, 2014; He et al., 2017)。在这些过程中,小米和水稻逐渐相互作用,在中国许多地区形成了混合种植系统(He et al., 2017)。
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作物如大麦(Hordeum vulgare)和小麦(Triticum aestivum)也向西传播,大约在公元前4000-3600年到达了青藏高原。这些作物被引入现有的小米种植系统中,形成了混合农业系统(Yang et al., 2025)。小米、小麦和大麦的引入,以及在不同海拔地区种植不同作物,对于人类适应高原的高海拔环境至关重要(Chen et al., 2021; Zhang and Dong, 2017)。此外,高海拔地区的居民也可能通过与低地农民的交流获得了小米(d’Alpoim Guedes, 2018; Ren et al., 2020)。
横断山脉作为青藏高原东部重要的文化交流和人类迁徙通道,在中国西南部和东南亚大陆的农业化和新石器时代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d’Alpoim Guedes et al., 2020; Gao et al., 2020; Higham, 2002; Zhang and Hung, 2010)。考古植物学记录显示,小米农业至少在公元前5300年就已经出现在四川西北部,可能是由来自中国西北部的移民引入的(Zhao and Chen, 2011)。随后,它扩展到了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最终到达成都平原和东南亚大陆(Deng, 2022)。在大渡河中游流域(Guo, 2011; Guo et al., 2013; Huang et al., 2011)和盐源盆地(Huan et al., 2022)发现的水稻种植证据表明,稻米与小米的混合种植可能始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关于水稻究竟是随小米一起从中国西北部引入的(Huan et al., 2022),还是独立地从长江中游流域引入的(d’Alpoim Guedes et al., 2013; He et al., 2017),学术界仍有争议。横断山脉的崎岖地形对小米和水稻的传播构成了挑战(d’Alpoim Guedes and Butler, 2014),同时关于在西藏东部发现的早期小米遗存的本地栽培情况也存在疑问(d’Alpoim Guedes, 2018; Lu, 2023; Song, 2023)。
尽管横断山脉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背后的过程和相关适应策略仍不够清楚。本研究通过重新分析21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植物学证据(距今5500-3600年,图1b;补充信息表1)以及动物考古学数据,填补了这一空白。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在一个三阶段的文化框架内重建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轨迹,结合了跨区域互动与本地适应。对于每个阶段,我们分析了农业发展的特征、驱动力和外部影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了这一关键通道上的农业化和新石器时代进程。我们还探讨了特定遗址的作物组合与其微环境之间的关系,以阐明农业实践是如何适应显著生态变异的。这些分析共同强调了横断山脉在促进中国西南部及更广泛地区农业传播以及塑造史前生计系统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