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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创新性地从微观认知视角出发，揭示了牧区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文章基于甘肃和青海牧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综合性指标并采用工具变量（IV）回归与中介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作为“自下而上”机制在缓解草地退化、促进可持续放牧中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牧民的生态知识、环境价值和行为能力，可有效降低放牧强度和过牧概率。本文为优化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现“认知治理”与“制度治理”的有效协同提供了重要启示。
引言：中国草原治理的困境与新思路
中国的草原退化对生态安全和牧民生计构成了严峻挑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退牧还草（GGP）和草原生态补偿政策（GECP）为代表的、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经济激励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在取得局部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执行成本高、合规性低、难以激发牧民内在动力等局限性，甚至出现“政策疲劳”现象。这一治理困局引出一个核心问题：除了强化外部制度，是否可以通过调动牧民个体的内在认知驱动力来更有效地推进可持续性？
本研究为此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行为科学视角，将“环境素养”视为一种能够补充正式制度的、关键的“自下而上”认知治理机制。环境素养是一个多维概念，涵盖生态知识、亲环境价值观和行为能力，它为个体理解、评估和应对环境挑战提供了认知基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种植农业或强调放牧行为的外部决定因素，对牧区系统内牧民认知与心理过程的关注明显不足。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索环境素养能否以及如何作为促进中国牧区可持续放牧的内生催化剂。
理论框架：从概念到作用路径
本研究基于Maurer和Bogner (2020)的分类体系，将牧区环境素养定义为一种包含知识、价值和行为的综合性能力，支持牧民理解环境系统并在涉及生态权衡的决策中做出明智选择。三者相互关联，知识是形成价值的基础，价值驱动行为的采纳。
为阐释其影响机制，研究构建了一个纳入放牧强度（G）和环境素养（EL）的牧户效用最大化模型。模型显示，更高的环境素养会增加生态福祉在牧户总效用函数中的相对权重，从而在边际上放大了过度放牧的负效用。为实现效用最大化，牧户必须降低放牧强度。该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环境素养与放牧强度呈负相关。
在理论模型基础上，研究整合计划行为理论，提出了环境素养影响放牧行为的两条主要中介路径。间接路径方面，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条相互关联的维度实现：一是增强牧民的生态认知，即积累生态知识和实践经验，内化亲环境价值观，从而更重视草原的长期生产力与可持续性；二是提升其环境信息处理能力，使得牧民能更好地获取、解读和利用关于草原生长周期、气候变化、政策指南和技术建议等信息，从而更准确地评估风险、预见变化并调整放牧安排。直接路径方面，环境素养可以直接增强牧民整合生态考量于日常生产决策的能力，并影响其对政策工具的理解与回应。基于此，研究提出了两个核心假设：H1，环境素养更高的牧民，其放牧强度和过牧可能性显著更低；H2，环境素养通过增强生态认知和提高对生态信息的关注度这两种机制来影响放牧行为。
研究设计：数据、方法与变量
研究区域选择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甘肃省和青海省，其草原占全国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3.5%，但超过45%已发生退化，面临着生态脆弱、牧民生计依赖度高、政策实施历史长的共同挑战。研究于2020年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对两省10个县的273户牧民家庭进行了结构化访谈，收集了详尽的微观数据。
在分析方法上，为考察环境素养对放牧行为的影响，研究设定了基准回归模型。考虑到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采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因果识别。所使用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同一村庄内（排除受访者自身）其他牧户的平均环境素养，以及村庄是否存在保护草原和放牧管理的习惯性规定。第一阶段回归表明这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在变量测量上，因变量包括放牧强度和过牧程度。放牧强度定义为总牲畜数（换算为标准羊单位）除以家庭管理的草原总面积。过牧程度则计算实际放牧强度相对于草地载畜量（LCC）的超出比例。核心自变量“环境素养”是一个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的综合性指数，基于涵盖知识、价值、行为三个维度的九个调查问题计算得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和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
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显示，环境素养对放牧强度和过牧程度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环境素养每提高一个单位，放牧强度平均降低0.123个单位，过牧程度平均降低0.928个单位，且统计显著。
随后，为纠正潜在内生性偏误，研究进行了工具变量回归。第二阶段估计结果不仅确认了环境素养的显著负向效应，且效应量大幅增加。在使用2SLS和LIML估计时，环境素养每提高一单位，分别导致放牧强度降低0.415-0.429个单位，过牧程度降低2.654-2.725个单位。这表明若不处理内生性，会严重低估环境素养的真实影响。一系列检验（如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Durbin-Wu-Hausman检验、Hansen J检验）均支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IV估计的必要性。
为了解各维度的作用，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素养三个分维度的影响。结果显示，生态知识和生态行为对降低放牧强度和过牧具有显著贡献，而生态价值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政策干预若聚焦于知识传播和基于技能的实践指导，可能比单纯倡导环境价值观在促进可持续放牧方面更为有效。
研究还发现，环境素养的影响在不同资源禀赋的牧户中存在显著异质性。对于拥有较大草原面积或较高家庭收入的牧户群体，环境素养的减牧效应显著；而对于草原面积较小或收入较低的牧户，其效应则不显著。这表明，充足的资源缓冲（土地或资金）是牧民将环境认知转化为可持续实践的重要条件，贫困和资源约束会限制生态知识的实际应用。
为检验理论框架中提出的作用机制，研究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证实，环境素养能显著提升牧民对草原环境重要性的评价，并增加其关注生态与政策信息的频率。这两条路径构成了环境素养影响放牧行为的关键认知与信息传导渠道。
为确保研究发现的稳健性，研究还采用了处理效应模型进行检验。通过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增强逆概率加权等方法，所得的平均处理效应与主回归结果在方向和显著性上保持一致，进一步支持了结论的可靠性。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素养作为微观层面的认知驱动因素，能够有效促进牧区的可持续放牧行为，其作用主要通过提升牧民的生态认知和信息处理能力来实现。然而，这种积极效应受到家庭资源禀赋的调节，对资源贫乏的牧民作用有限。
研究发现揭示了当前草原治理中态度与行动之间的脱节：仅有亲环境态度，若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很少能转化为可持续的实践。这为政策设计提供了关键洞见。未来的草原生态治理应超越单纯依赖外部强制和经济激励的传统模式，转向一种“认知治理”与“制度治理”相结合的整合路径。具体而言，政策应着力于系统性地提升牧民的环境素养，特别是生态知识和实践技能，并通过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如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对资源贫乏牧户的生计替代或补偿）来消除其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壁垒。如此，方能从根源上激发牧民内在的、自我调节的草原管护动力，推动中国牧区走向生态可持续与生计韧性的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