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electromagnetics》：Predictors of Risk Perception Among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Paediatricians Concerning Potential Health Effects of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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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填补了全科医师(GPs)与儿科医师对电磁场(EMF)健康风险感知预测因素的知识空白。通过2023年对德国292名医师的横断面调查，研究发现阴谋论(conspiracy belief)与对EMF持怀疑态度的机构（如民间倡议组织）的信任是高风险感知的关键预测因子；而高信任度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德国联邦辐射防护办公室(BfS)则与低风险感知相关。这些发现为制定针对性的风险沟通策略以弥合公众的科学认知鸿沟提供了重要依据。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暴露于电磁场(EMF)是无处不在且对公共卫生具有高度相关性的议题。尽管通常的暴露水平远低于法定限值，且低于监管限值的EMF暴露会导致明显健康问题的科学证据有限，但公众对此仍存在相当程度的担忧。在德国，约18%至23%的公众对来自智能手机、手机信号塔或高压线路的辐射表示健康担忧。
作为初级保健的核心支柱，全科医师(GPs)和儿科医师往往是公众在医疗体系中的第一接触点，承担着向公众传递和解释科学证据的角色。然而，这一任务可能很艰巨，因为科学出版物对非专业人士而言往往难以理解，从而可能导致科学陈述与公众担忧之间出现偏差。此前在德国、奥地利、荷兰和法国的研究表明，医师群体中对潜在EMF风险的知识相对匮乏，且许多人表示高度担忧并感到信息不足。除2009年德国一项研究发现补充替代医学教育是EMF担忧的唯一已知预测因素外，人们对全科医师和儿科医师关于电磁场潜在健康效应的风险感知预测因素知之甚少。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并帮助辐射防护机构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沟通，本研究于2023年2月至4月期间对德国全科医师和儿科医师进行了一项横断面调查，旨在识别其EMF相关风险感知的预测因素。研究具体检验了以下五个假设：H1，技术接受度越高，EMF风险感知越低；H2，媒体健康素养和数字媒体能力越高，EMF风险感知越低；H3，阴谋论信念水平越高，EMF风险感知越高；H4，对组织/倡议/机构的信任与EMF风险感知相关（关联方向取决于机构类型）；H5，EMF风险感知与普遍的环境担忧相关。
材料与方法
研究从德国联邦医师注册处随机分层抽取了5000名医师（3000名全科医师和2000名儿科医师）作为样本，最终有292名医师完成了在线问卷，回应率为6%。研究收集了多种变量。
主要结局指标是医师对“存在因暴露于法定限值内的EMF而导致健康问题的人”的信念，使用5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并将高于中间选项的答案定义为高风险感知。
预测变量包括技术接受度（通过12项关于5G的陈述测量，总分0-48分）、媒体健康素养（通过评估对三张健康相关图像的理解，总分0-12分）、阴谋论信念（通过5项陈述测量，总分0-20分）。还测量了对多个组织、机构和倡议的信任度，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联邦辐射防护办公室(BfS)、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等正规机构，以及对应用生态研究所、EMF持怀疑态度的医师倡议等“EMF批评型”机构，均使用5点李克特量表（0-4分）。此外，还通过关于六项环境问题（空气污染、交通噪音等）的担忧程度来测量普遍环境担忧，将至少对三项表示高担忧的参与者定义为高环境担忧组。
潜在混杂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组、医师类型（GP/儿科医师）、所在州、执业地点城镇规模以及补充替代医学教育（顺势疗法(HP)、针灸(AC)、自然疗法(NPT)）。
统计分析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别评估每个预测变量与EMF风险感知（二分变量）的关联，计算优势比(OR)和95%置信区间(CI)。所有模型均对上述混杂因素进行了调整。数据管理使用R软件完成。
结果
在292名研究参与者中，141名（48%）为全科医师，151名（52%）为儿科医师。约半数（51%）为女性，大多数年龄在41至60岁之间。约25%的参与者接受过HP、AC或NPT中的至少一种补充替代医学教育。
在结局方面，91名参与者（31%）表示相信EMF暴露会导致健康问题（即具有高EMF风险感知），其余69%则表示不相信。相信EMF健康效应的医师中，有46.2%接受过补充替代医学教育，而不相信的医师中这一比例仅为16.0%。
在预测变量描述方面，技术接受度平均分为21.8（总分48），媒体健康素养平均分为9.8（总分12），阴谋论信念平均分为4.2（总分20）。73%的参与者具有高环境担忧。参与者对WHO和BfS的信任度最高（均值分别为3.4和3.5），对反对建设手机基站的民间倡议组织的信任度最低（均值1.1）。
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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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信念是与高EMF风险感知关联最强的预测因子之一（OR = 2.92， 95% CI： 1.8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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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WHO（OR = 0.57， 95% CI： 0.35–0.82）和BfS（OR = 0.50， 95% CI： 0.28–0.76）的高信任度与较低的EMF风险感知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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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个“EMF批评型”倡议（应用生态研究所、EMF持怀疑态度的医师倡议、民间倡议组织）的信任度越高，EMF风险感知也越高（OR范围从1.50到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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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技术接受度有与较低EMF风险感知相关的趋势，但置信区间跨越1（OR = 0.81， 95% CI： 0.5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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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健康素养（OR = 1.09， 95% CI： 0.78–1.47）和普遍环境担忧（OR = 1.08， 95% CI： 0.47–2.06）与EMF风险感知未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
讨论
本研究证实了阴谋论信念是医师高EMF风险感知的预测因素，同时也发现对特定机构（如WHO、BfS）的信任与较低风险感知相关。这表明，减少阴谋论信念和增强对风险评估与管理机构的信任，可能是解决医师群体EMF担忧的关键。同时，EMF担忧似乎是一个独立于普遍环境担忧的特定现象。
与2009年德国一项类似研究（54%的参与者相信EMF健康效应）相比，本研究观察到的风险感知水平（31%）较低。这种差异可能与研究问题措辞（本次明确提及“法定限值内”）、时间推移导致公众关注点转移（如转向气候变化、抗生素耐药性等），以及技术益处认知提升有关。与其他国家的研究进行直接比较存在困难，主要因问题设计、测量方式不同。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从几乎涵盖全德国医师的注册处抽取代表性样本，提高了结果的普遍性。然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6%的回应率较低，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对偏倚的敏感性分析表明，结局（EMF风险感知）和关键预测因子（阴谋论信念、对WHO的信任）都可能影响参与意愿，偏倚方向取决于具体假设，其强度难以量化。其次，尽管研究调整了已知的混杂因素，但仍可能存在未测量的混杂因子。此外，研究结果主要适用于德国情境。
结论
本研究识别出医师对电磁场的风险感知与个体的阴谋论信念倾向以及对特定机构（如WHO、辐射防护当局）的信任度显著相关。这些发现强调了在针对医师群体进行电磁场健康风险沟通时，需要关注并应对阴谋论信息的影响，同时致力于建立和维持公众对权威科学及监管机构的信任。尽管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但这些结果为未来设计更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致谢与伦理声明
本研究受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核安全和消费者保护部委托，由联邦辐射防护办公室提供技术支持。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原则，并获得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由于需要使用联邦卫生部的注册数据，原始数据未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