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j Vaccines》：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for vaccination among healthcare and non-healthcare workers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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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紧急疫苗接种项目中社会动员效果的评估尚不充分的现状，评估了2024-2025年中国不同地区医疗与非医疗工作者，在新冠疫情不同阶段（动员前、动员中、动员后）的疫苗接种态度变化。研究发现，动员期间两类人群的接种意愿均有提升，但影响因素不同：医疗工作者主要受集体责任感驱动（OR=2.69），而非医疗工作者则更受社会认同感影响（OR=3.24）。这提示，在紧急疫苗接种中，针对特定人群的社会动员策略应关注其独特的动机框架，才能有效提升接种意愿。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迅速、广泛地开展疫苗接种是控制疫情的关键一环。然而，紧急疫苗接种项目常常面临时间紧迫、公众疑虑、信息混杂等多重挑战，使得如何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来提升接种意愿，成为一个既紧迫又棘手的难题。过往的研究虽然指出了社会动员的重要性，但一个核心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答：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身处一线的医疗工作者和普通公众），社会动员的效果是否一样？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又是否相同？这种效果是昙花一现，还是能持续产生影响？为了深入探索这些问题，一组研究人员在《npj Vaccine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跨越时空与人群，为我们揭示了紧急疫苗接种中社会动员的复杂图景。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在2024年9月至2025年1月期间，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招募了总计6770名参与者，其中包括3048名医疗工作者和3722名非医疗工作者。这项横断面研究要求参与者回顾性地评估他们在新冠（COVID-19）疫苗接种三个不同阶段的接种态度：动员前阶段（2020年）、动员中阶段（2021-2022年）和动员后阶段（2023年）。通过对比分析，研究旨在揭示社会动员对不同人群接种意愿的动态影响及其背后的关键预测因子。
主要研究结果
接种意愿的时序变化
研究发现，社会动员对医疗工作者和非医疗工作者的接种意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模式。在动员期间，医疗工作者的接种意愿从动员前的53.5%提升至56.2%，这一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非医疗工作者则展现出更持续的积极变化，其接种意愿从动员前的45.1%，在动员中阶段升至48.1%，并在动员后阶段稳定在46.5%，各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均有显著差异（p<0.05）。这一结果表明，社会动员对非医疗工作者的积极影响可能具有更强的持续性。
关键预测因子的差异
更深入的剖析揭示了驱动两类人群接种意愿的核心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在动员中阶段，对医疗工作者而言，集体责任感始终是最强的预测因子，其比值比（Odds Ratio, OR）为2.69（95%置信区间CI: 1.85-3.89）。这意味着，认为自己对社会负有接种责任的医疗工作者，其接种意愿是其他人的近2.7倍。相反，对于非医疗工作者，在动员中阶段凸显出的最强预测因子是社会认同，其OR值高达3.24（95% CI: 2.10-4.99）。这表明，非医疗工作者是否接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认同“接种疫苗是群体成员应做的事”。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社会动员与疫苗接种意愿之间的关联并非一成不变，它高度依赖于目标人群的特征。在紧急疫苗接种的背景下，针对医疗工作者和非医疗工作者，需要采用承认其不同动机框架和关注时空动态变化的、人群特异性的干预策略。具体而言，对医疗工作者，应强化其职业属性和集体责任的宣导；而对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以非医疗工作者为代表），则应着力于构建和强化疫苗接种的社会规范与认同感。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社会动员的效果评估从简单的“是否有效”推进到了“对谁有效、何时有效、为何有效”的更深层次。它提示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沟通者，在未来的应急响应中，若想提升疫苗接种的覆盖率，必须放弃“一刀切”的动员模式，转而进行精细化的人群画像与动机分析，设计并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沟通和干预策略。只有理解并回应不同群体内心深处的驱动力，社会动员才能真正转化为接种行动，构筑起坚实的免疫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