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al Psychiatry》：Intra-familial dynamics of mental distress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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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疫情期间家庭成员间相互影响导致心理困扰加剧的机制，研究人员以挪威母婴队列（MoBa）为基础，利用Trio-GCTA（三人全基因组复杂性状分析）和Trio-PGS（三人多基因评分）方法，分析了疫情封锁初期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心理困扰。研究发现，家庭层面的遗传因素对个体的心理困扰有显著贡献，尤其存在母亲对子女、配偶对母亲、子女对父亲的间接遗传效应，强调了在急性应激环境下家庭成员在心理健康干预中的潜在价值。
新冠疫情（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也如同一场社会心理的“压力测试”，将无数家庭置于前所未有的紧密接触与压力环境中。在封锁令下，家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消失了，但情感的摩擦、压力的传递和彼此心理健康的影响却变得更加复杂和直接。以往我们知道，家庭氛围、父母的养育方式会影响孩子的情绪，而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可能反过来增加父母的压力。但这些影响究竟有多大？是父母影响孩子更多，还是孩子影响父母更多？配偶之间又是如何互相“传染”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相互影响中，有多少可以归因于家庭成员各自携带的遗传倾向？在疫情这个特殊的、高强度的应激环境下，这些家庭内部的动态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了回答这些深刻而复杂的问题，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挪威一个庞大的家庭队列的基因与心理数据，为我们揭示了疫情封锁期间，核心家庭内部心理困扰传递的遗传图谱。这项研究发表在了《Translational Psychiatry》期刊上。
为了深入探索家庭内部心理困扰的源头，研究人员巧妙地运用了两种互补的遗传分析方法。首先，他们利用了挪威母亲、父亲和儿童队列研究（MoBa）这一宝贵资源。该队列自1999年至2008年间招募了超过11万个家庭，收集了父母及子女的遗传样本和长期健康数据。在2020年3月至5月挪威首次疫情封锁期间，研究人员向该队列中15-18岁青少年及其父母发放了三次双周问卷调查，使用5项版霍普金斯症状检查表（SCL-5）评估了他们的心理困扰（即焦虑和抑郁症状）。研究最终纳入了能够构成完整“父母-子三人组”且有遗传数据的数据，涉及青少年4,388名、母亲27,852名、父亲25,953名。在此基础上，研究采用了两种核心分析技术：一是三人全基因组复杂性状分析（Trio-GCTA），这是一种基于全基因组常见遗传变异的方法，能够将心理困扰的总体遗传方差分解为直接遗传效应（个人基因型对自己心理困扰的影响）和间接遗传效应（个人基因型通过其行为或创造的环境，对配偶或子女心理困扰的影响）。二是三人多基因评分（Trio-PGS）分析，研究者为焦虑、抑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神经质和神经性厌食症（AN）这五种特质构建了PGS，并同时将父母和子女的PGS纳入回归模型，以探究这些特定的遗传易感性是否及如何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困扰。通过比较不同模型（如仅包含直接效应、或同时包含直接与间接效应）的拟合优度，研究旨在量化各类效应的大小，并检验这些效应是否随封锁时间延长而改变。
研究结果
父母模型分析结果
对于母亲的心理困扰，在封锁的第一个时间点，拟合最佳的模型仅包含母亲的直接遗传效应，解释了9.9%的变异。然而，在第二和第三个时间点，最佳模型纳入了直接效应和来自父亲的间接效应（即伴侣驱动效应），其中父亲的间接效应分别贡献了2.9%和2.6%的变异，母亲的直接效应则分别解释9.5%和9.3%的变异。
对于父亲的心理困扰，在前两个时间点，仅包含直接效应的模型拟合最佳，分别解释了10.4%和10.2%的变异。在第三个时间点，最佳模型则包含了直接效应和来自孩子的间接效应（即子女驱动效应），孩子的间接效应解释了4.6%的变异，父亲的直接效应解释了10.1%的变异，并且两者之间存在负协方差。
青少年模型分析结果
对于青少年心理困扰的Trio-GCTA分析显示，包含青少年直接遗传效应和母亲间接遗传效应（即父母驱动效应）的模型拟合最佳。其中，青少年自身的直接效应解释了8.8%的变异，而来自母亲的间接效应则解释了高达10.4%的变异，超过了直接效应的影响。两者之间同样存在微弱的负协方差。
多基因评分（PGS）分析结果
PGS分析为特定的间接效应提供了证据。研究发现，母亲的抑郁PGS和ADHD PGS与父亲较高的心理困扰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母亲的这些遗传倾向可能对父亲的心理健康产生了间接影响。在直接效应方面，抑郁PGS和神经质PGS对所有家庭成员（青少年、母亲、父亲）的心理困扰均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此外，焦虑PGS、ADHD PGS和AN PGS也对父母双方的心理困扰显示出直接效应。然而，研究并未发现任何PGS的效应会随着封锁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即没有显著的PGS×时间交互作用）。
补充与敏感性分析结果
针对青少年非疫情期间心理困扰的补充PGS分析仅显示出直接遗传效应。将分析样本限制在户籍登记为同住的家庭，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与主分析基本一致。针对父母疫情前心理困扰的补充分析则显示，母亲疫情前的困扰同样受到伴侣间接效应的影响，而母亲ADHD PGS对父亲困扰的效应在疫情前并不显著，提示疫情这一特殊环境可能改变了某些家庭动力模式。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通过创新的遗传计量学方法，清晰地描绘了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核心家庭内部心理健康的复杂互动图景。结论明确指出，家庭成员间的心理困扰存在显著的相互遗传影响：母亲对青少年子女的心理健康有着超越子女自身遗传倾向的重要影响；伴侣（父亲）能够影响母亲的心理状态；而子女也能对父亲的心理健康产生可测量的影响。同时，个体自身的遗传因素（直接效应）对心理困扰的贡献稳定在9-10%左右，这部分可由抑郁、神经质等特质的遗传倾向部分解释。
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多个层面。首先，在科学认知层面，它突破了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父母对子女”单向影响的局限，定量揭示了心理健康在家庭中是多向、动态传递的，尤其是在青少年期子女对父母的反向影响以及配偶间的影响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其次，在研究方法层面，研究成功地将Trio-GCTA和Trio-PGS两种方法结合，分别从“整体方差分解”和“具体特质追踪”两个角度相互印证和补充，为理解家庭动态提供了更强大的分析工具。尤为重要的是，在实践应用层面，这些发现强烈暗示，针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干预，如果将其家庭成员纳入考虑范围可能会更有效。例如，在帮助一位焦虑的青少年时，支持其母亲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个关键环节；而在缓解一位父亲的压力时，也需要关注其子女的情绪行为。研究也提示，在类似疫情封锁这样的急性、高强度应激时期，家庭内部的相互影响模式可能发生变化，间接遗传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增加，这为在危机时期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家庭支持系统提供了依据。尽管研究存在样本选择性、统计效力限制等不足，但其开创性的分析视角和扎实的发现，无疑深化了我们对“家庭作为一个心理健康生态系统”的理解，为未来旨在提升全民心理韧性的研究和实践指明了重要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