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logical Conservation》：Intentional take of seabirds for human consumption: a global review to inform conservation and policy needs for migratory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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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系统回顾了全球海鸟（特别是迁徙物种）被人为捕获用于人类消费的现状、驱动因素与影响。文章揭示该行为在至少56个国家/地区涉及105个物种，主要与当地社区（IPLC）的生存性狩猎相关，并对受胁物种（包括CMS附录所列物种）的种群构成威胁。研究还指出了在管理、监测、执法及评估食用海鸟导致的健康风险（如重金属暴露）方面存在关键的知识与治理缺口，旨在为CMS等国际公约的保育行动提供证据基础。
在广袤的海洋与海岸线上，海鸟作为关键的指示物种，其生存正面临多重威胁。其中，一项历史悠久却长期被系统性低估的威胁是：人类为了获取肉、蛋或其他产品而对其进行的人为捕获。这并非偶然的兼捕，而是有明确目标的获取行为。一篇最新的全球综述研究对此进行了全面审视，旨在为保护这些跨越国境的迁徙生灵提供科学与政策依据。
迁徙海鸟：特殊的挑战与脆弱的群体
海鸟是鸟类中受胁程度最高的类群。它们的生活史横跨陆地与海洋，许多物种具有长距离迁徙的习性，这使得它们的保护成为一项国际性挑战。正如《养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所定义的，迁徙物种会周期性地穿越一个或多个国家管辖边界。这种特性使得单一国家的保护努力往往力不从心，因为在一个国家被捕获的个体，可能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繁殖种群。例如，在加拿大、格陵兰等地繁殖的厚嘴海鸦，冬季会在西南格陵兰被猎杀。
研究表明，“狩猎与诱捕”（包括收集鸟蛋和雏鸟）是威胁海鸟的第四大因素，影响了27%的海鸟物种，仅次于入侵物种、渔业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于主要利用沿海水域的全球受胁海鸟物种而言，这甚至是排名第一的陆地威胁。
全球图景：规模、物种与驱动者
这项综述通过系统性的文献回顾，描绘了一幅令人警醒的全球图景。研究发现，在至少56个国家或地区，有记录显示105种迁徙海鸟（占评估的318种迁徙海鸟的33%）正在被捕获以供人类消费。
从科级水平看，鸥科和鹱科是被捕获物种数量最多的科。而按比例计算，海鸭科和军舰鸟科中被捕获物种的比例最高。研究还发现了20种全球受胁物种（包括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被捕获的记录，例如北极海鹦、黑脚三趾鸥和漂泊信天翁等。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受胁物种都已列入CMS附录或被认定为潜在列入物种。
从地理分布看，美国、加拿大记录的被捕获物种数量最多，尽管它们并非CMS缔约国。在CMS缔约国中，新喀里多尼亚、挪威和智利是记录物种数量最多的国家或地区。
捕获的细节：目标、季节与人群
当文献提供详细信息时，捕获最主要针对的是成鸟和鸟蛋，且多发生在繁殖季。大部分捕获发生在陆地上（如繁殖地），但也有在海上捕获非繁殖期成鸟的记录。
那么，是谁在捕获海鸟？数据显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以及猎人是主要群体。IPLC的捕获多为生存所需，而猎人的目的则多样，包括休闲等。从合法性看，多数有记录的捕获是合法的或合法性不明，而非法捕获主要与偷猎者和渔民有关。新喀里多尼亚、马来西亚、印度和美国是记录中非法捕获涉及物种最多的国家/地区。
知识的鸿沟：管理与监测的缺失
尽管捕获行为广泛存在，但关于其实际规模和管理状况的信息却严重匮乏。这是本研究揭示的最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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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稀少：只有少数记录详细说明了被捕获海鸟的数量。当有数量记录时，也往往缺少如何管理捕获或记录如何上报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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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不明：在少数有管理的案例中，主要方式是通过配额制度（如海鸭配额），并将信息存储在相关数据库中。但对于多数物种和地区，是否有管理措施常常是“未报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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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影响评估困难：大多数记录没有报告海鸟种群数量是否受到监测。在那些进行了监测的研究中，许多也无法明确判定捕获是否对种群产生了影响。在能够确定影响的地方，负面影响包括种群下降或局部灭绝，例如在马来西亚的塞里布阿群岛，褐翅燕鸥和黑枕燕鸥就因捡拾鸟蛋而局部灭绝。
被忽视的关联：食用海鸟的人类健康风险
除了对海鸟种群的影响，食用海鸟还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风险，这一点在以往很少被关注。本综述发现，相关风险记录主要与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有关，涉及19个海鸟物种。
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来自重金属中毒（如汞、铅），这在高北极物种中尤为突出。此外，也有个别记录涉及细菌感染（如鹦鹉热衣原体，可导致严重肺炎）以及海鸟作为疾病载体（如禽流感）的风险。然而，绝大多数关于海鸟捕获的记录都未提及健康风险，这凸显了该领域巨大的研究空白。
迈向可持续的未来：填补缺口与行动建议
面对海鸟捕获的复杂性——它既是某些社区的文化与传统组成部分，也可能对濒危物种构成非法威胁——综述提出了关键的行动方向，旨在填补知识与治理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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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物种评估与名录更新：对 IUCN 红色名录中未将“捕获”列为威胁的物种进行重新评估。推动将符合条件的物种列入 CMS 附录，以引起国际关注与合作。对于已列入 CMS 附录 I（禁止捕获）的物种，需在其分布国进行详细评估，以了解捕获现状与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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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合作框架与利益相关方参与：通过 CMS 及其相关协议（如 AEWA, ACAP），以及区域机构（如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加强跨境合作。尤其需要与非缔约国但却是重要分布区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中国）进行接触。成功的干预必须基于与当地社区、猎人等多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和协商，借鉴已有的成功案例（如新西兰灰面鹱的定制性收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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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证据基础：监测、报告与执法：当务之急是建立系统的种群数量和捕获量监测体系。这需要结合科学监测与原住民和地方知识。同时，需要改进捕获数据的报告机制。对于非法捕获，需通过自上而下（执法、技术）与自下而上（社区倡议）相结合的方式应对，并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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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同一健康”：在制定保护干预措施时，必须同时考虑海鸟和人类的健康。需要建立海鸟健康基线数据，开展更多关于食用海鸟健康风险的研究，并探索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降低健康风险的实践方法（如严格的卫生协议）。
结论
总之，这项综述揭示，为消费而人为捕获海鸟是一个广泛存在但被严重低估的全球性现象。它涉及多样的物种、人群和文化背景，对部分海鸟种群构成了切实的威胁，并可能带来潜在的人类健康风险。然而，当前缺乏关于捕获规模、种群影响和有效管理的系统性数据。要确保海鸟种群的长期存活及其相关传统实践的可持续性，未来有赖于持续、协作和跨学科的努力——在全球公约的框架下，联合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保护从业者以及最重要的，那些与海鸟世代共处的社区，共同填补知识的鸿沟，采取基于证据的保育行动。只有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应对这一复杂挑战，守护这些翱翔于大洋之上的迁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