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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一项大规模横断面调查，评估了深圳市南山区小学生营养素养（Nutrition Literacy, NL）的现状。研究发现，学生平均营养素养总分仅为69.93±8.75分，仅有30.38%的学生达到充足水平。研究应用社会生态模型（Social-Ecological Model, SEM）框架，揭示了年级（个体层）、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层）及参与学校营养活动、定期体重监测（组织层）是影响营养素养的关键因素。结果指出，当前营养素养水平亟待提升，需构建以学生为中心、家校协同的综合干预模式。
引言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引领下，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国家社会发展与公共福祉的关键指标。童年和青春期是生命历程中的关键时期，营养状况不仅影响个体生长和认知发展，也是影响国家未来人力资本质量和公共健康负担的基石。在这一关键阶段，除了传统的膳食摄入，“营养素养”日益成为健康促进的关注核心。它远不止于静态知识的积累，更强调一套认知与社会技能，使个体能够获取、理解、评估并应用营养信息，以做出健康的食物选择和饮食决策。对于处于认知发展和习惯养成关键期的小学生而言，高水平的营养素养是引导他们建立科学饮食模式、抵制不健康食品营销、最终实现终身健康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中国儿童营养状况面临着复杂且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和物质丰富虽已基本消除普遍的营养缺乏，但新的问题同时涌现。饮食模式西化、久坐行为日益普遍以及与密集型育儿相关的不良喂养方式，共同导致了“隐性饥饿”和超重/肥胖的双重负担。研究表明，1995年至2019年间，中国7-18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率从5.3%急剧上升至24.2%，凸显了童年时期不良饮食行为的严重后果。传统的、以知识传播为主的营养教育模式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效果有限。因此，发展系统性的方法来提升儿童将营养知识转化为实践行为的素养，已成为破解当前困境的迫切优先事项。
先前研究已证实，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素养受到多种因素复杂的交互影响。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父母教育、家庭收入和城市居住地——始终与营养素养水平呈正相关。一个矛盾的趋势随年龄出现：随着儿童在食物选择和消费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其营养素养反而可能下降，这可能反映了自主性的增加超过了充分决策能力的发展速度。性别差异也很明显，女性通常表现出高于男性的营养素养。值得注意的是，看护人安排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双亲照顾的儿童通常比由单亲或其他监护人抚养的儿童表现出更好的营养素养。此外，结构化的营养教育干预已被证明可显著提升营养素养。这些发现共同说明了影响青少年营养素养因素的多面性。
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先行示范区，以其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度流动的人口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为研究城市化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提供了典型的研究场景。为了系统性地弥补对现代城市小学生营养素养现状及决定因素的理解空白，本研究应用社会生态模型，并聚焦于深圳市南山区。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即健康行为和结果是由多层次影响因素共同塑造的，范围从个体内因素（如知识、态度），到人际过程（如家庭影响）、组织环境（如学校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社区和社会因素。由此产生的实证证据有望为深圳等城市环境中的儿童制定有针对性的、科学合理且有效的营养干预策略奠定坚实基础。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24年10月进行，目标为深圳市南山区公立小学3-5年级学生。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使用随机数字表从南山区随机抽取21所学校；然后，在每所被选学校内，通过年级分层抽样，从3-5年级中各随机抽取一个班级。共纳入62个班级，邀请这些班级的所有学生参与调查。研究方案获得了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中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调查前获得了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2.2 研究方法
采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发的“学龄儿童营养素养与膳食行为问卷”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该量表已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问卷的营养素养涵盖四个维度：营养相关知识与概念（14个条目，31分）；食物选择（3-4年级12个条目24分，5年级及以上13个条目26分）；食物制备（5个条目，10分）；食物摄入（3-4年级15个条目30分，5年级及以上17个条目34分）。所有条目均采用5点Likert量表评分，分别计0、0.5、1、1.5、2分。反向计分用于反向表述的条目。匹配题每个正确连接得1分，多选题正确答案得2分。3-4年级总分为95分（46个条目），5年级为101分（49个条目）。为便于不同年级比较，将总分转换为百分制进行分析。根据《营养与健康知识调查》，转换后的总分≥75分被定义为“充足的营养素养”。
本研究使用基本信息问卷收集了性别、年级、主要看护人、主要看护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信息。家庭社会经济状况采用改编自“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调查中“家庭富裕量表II”的问卷进行评估。该量表最初在欧美开发，通过语言和文化适应，已在中国情境中得到广泛验证和应用。针对这项基于深圳的研究，我们对量表条目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以考虑这个快速城市化大都市的独特性。深圳拥有高度发达的交通系统，包括广泛的地铁、出租车和网约车服务。加之当今中国平价家用汽车的广泛普及，家庭车辆拥有情况已成为区分社会经济地位的弱指标。同时，作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字应用领域的先锋城市，智能手机已在大多数日常和教育活动中基本取代了个人电脑，从而削弱了电脑拥有量作为社会经济优势有效标志的价值。因此，本研究仅保留了两个条目：是否有自己的卧室（是=2分，否=0分）；过去12个月家庭外出度假（离开常住地）的次数（无=0分，一次=1分，两次=2分，超过两次=3分）。总分范围0-5分。根据总分，将家庭分为三个社会经济水平：“低水平”（0-1分）、“中等水平”（2-3分）和“高水平”（4-5分）。
儿童体重状况根据《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标准进行评估。体重指数（BMI）根据从深圳市中小学生健康信息管理系统中检索的体检数据计算，公式为体重（kg）除以身高的平方（m2）。
2.3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遵循调查程序、问卷管理和工作流程的标准化方案。所有参与人员在数据收集前均接受了系统培训。进行了预调查以评估现场调查员的实地调查能力。调查过程中，调查员就回答要求提供了统一指导，同时进行现场监督。为提高数据质量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期望偏倚，学生在没有老师在场的情况下在受控的教室环境中接受调查，调查员明确保证回答是匿名且不作评判的。质控员审核所有问卷，核对并修正任何遗漏或错误，并使用标准化质量控制表记录过程。使用EpiData 3.0软件进行数据管理，采用双录入协议，通过核对原始记录解决差异。数据录入后，进行了异常值检测和处理，缺少关键变量的问卷被排除在最终分析之外。
2.4 统计分析
经过逻辑检查和数据清理程序后，使用R-4.5.2 for Windows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汇总，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连续变量采用独立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营养素养各维度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为识别充足营养素养的独立影响因素（0=不充足，1=充足），实施了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包括性别、年级、BMI、家庭经济状况、主要看护人、主要看护人受教育程度、参与营养活动和体重监测。所有分析中，双尾p<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3.1 基本情况
共发放2480份问卷，收集到2423份有效回答纳入分析。样本包括1254名男生（51.00%）和1169名女生（49.00%），平均年龄9.82±0.93岁。根据BMI分类，22.88%（649/2423）的学生超重或肥胖。在看护安排方面，84.69%（2052/2423）的参与者的主要看护人是父母。在教育背景方面，77.39%（1875/2423）的主要看护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研究还发现，55.14%的学生（1336/2423）未参与过任何营养相关活动（包括营养教育讲座、营养知识竞赛或学校营养宣传活动），而高比例（70.37%，1705/2423）的学生报告接受了定期体重监测。
3.2 小学生营养素养得分
受访小学生的平均营养素养总分为69.93±8.75分。四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分析显示：营养相关知识与概念为22.54±3.31分，食物选择为17.66±3.40分，食物制备为6.98±2.16分，食物摄入为22.75±3.75分。营养素养总分在多个人口统计学和行为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年级、家庭经济状况、主要看护人受教育程度、参与营养相关活动和定期体重监测。
3.3 营养素养各维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营养素养的四个维度之间均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正相关。具体而言，营养相关知识与概念与食物选择、食物制备和食物摄入呈正相关。食物选择与食物制备和食物摄入均呈正相关。此外，食物制备与食物摄入之间也存在正相关。这些发现表明营养素养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一致的相互关系，提示知识、技能和行为在形成综合营养能力系统中具有相互关联的本质。
3.4 充足营养素养的单因素分析
小学生充足营养素养率为30.38%（736/2423）。单因素分析揭示了几个显著关联：定期监测体重的学生，其充足营养素养率显著高于不定期监测的学生。此外，三年级学生的充足率在所有年级中最高。同时，主要看护人是父母的学生，其充足率也显著高于由祖父母或其他人照顾的学生。
3.5 充足营养素养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来自高收入家庭、参与营养相关活动或定期监测体重的学生，获得充足营养素养的几率显著更高。五年级学生获得充足营养素养的几率低于三年级学生。
讨论
这项大规模横断面研究揭示了深圳市南山区3-5年级小学生营养素养处于中等水平。多个关键因素与充足的营养素养相关，例如家庭经济状况、参与营养相关活动和定期体重监测。这些结果强调，需要采取全面的、多层次的干预策略，以应对影响儿童营养能力的个体、家庭和机构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目前，关于中国学龄儿童营养素养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其特点包括评价工具不一致、缺乏确定充足营养素养的标准化截断值等方法学限制。使用与本研究相同的问卷，北京小学生报告的中位数得分为71.1分（充足营养素养率为41.9%），而中国27个省份3-9年级学龄儿童的中位数得分为65.4分（3-4年级为67.0分，5-6年级为66.5分）。而使用“重庆市中学生营养素养量表”测量，重庆市中学生的营养素养中位数为61.68分。在本研究中，小学生营养素养水平与这些发现相似，表明中国城市小学生的营养素养处于相对中等水平。
观察到的营养素养差异可以通过本研究的社会生态模型理论框架得到有效解释。我们的发现与该框架一致，以下讨论将首先审视学生年级（个体内层面）的矛盾作用，然后扩展到家庭微系统（人际过程）和学校的组织影响。
在个体内层面，结果显示三、四年级学生的充足营养素养率显著高于五年级学生。这种模式与既定的认知发展理论形成对比，因为年龄较大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级的逻辑推理和信息整合能力，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应用复杂的营养概念。对于高年级充足营养素养率较低的情况，一个可能的解释与青春早期的独特发展挑战有关，这是健康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认知和社会优先事项发生转变。此外，年龄较大的学生通常在校外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接触多样化食品环境的机会，这些环境可能不符合营养指南，这可能限制了他们在低年级时接受的学校营养教育的影响。未来的纵向研究需要厘清发展因素和环境因素对这一时期营养素养过渡的具体影响。
在家庭的微系统内，家庭经济状况成为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这与关于健康素养社会经济差异的全球证据一致。较高的家庭经济状况可能促进获得多样化食物和营养相关资源。相比之下，主要看护人类型（如父母与祖父母）在我们的分析中并不是显著的预测因素——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不一致。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主要看护人类型分布的不同，即深圳的祖父母主要看护人比例可能低于中国其他城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显著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庭看护人不重要。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普遍存在的隔代育儿模式下，祖父母的喂养观念主要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期形成的，这导致他们主要通过确保孩子“吃得好”——即摄入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来表达关爱。因此，他们对现代营养原则（如膳食多样化、减盐、控糖）的认知和实践普遍有限。此外，祖父母通常表现出更放任的育儿行为，包括对孩子不健康的零食选择和饮食习惯有更大的容忍度。这些发现凸显了将家庭，特别是主要看护人纳入营养干预战略的极端重要性。实施代际营养教育计划，例如结构化的“祖父母课堂”，将有助于更新祖父母的营养知识，弥合饮食观念上的代沟。
在组织层面，参与学校营养活动与获得充足营养素养呈正相关，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一致。一项关于针对小学学龄儿童食物素养和营养素养的学校干预措施的系统综述指出，体验式策略，包括实践性食物教育、学校园艺、厨房课堂、家庭烹饪和共享活动以及文化适宜的食物实践，能有效改善功能性技能以及部分互动和批判性能力。这表明参与此类活动的学生可能有更多机会发展实践性营养技能，并在现实情境中应用营养知识。然而，南山区学生的充足营养素养率低于三分之一，且超过一半的学生报告未参与学校的任何营养相关活动，这表明当前学校营养教育计划在覆盖范围、设计或实施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有几个因素可能解释这一差距，例如学校资源有限、教师营养教育培训不足、健康促进活动时间分配受限。此外，许多项目似乎更注重程序性合规而非实质性参与，与学生日常饮食体验相关性不足，未能培养兴趣。说教式教学方法的盛行可能进一步导致学生参与度低和抵触情绪。这些局限性不仅损害了教育效果，还可能无意中产生不良后果。同时，在本研究的横断面分析中，定期体重监测与营养素养呈正相关。然而，体重监测通常仍是看护人的自发行为，尚未与系统的学校营养教育有效整合。大多数看护人进行体重监测的方法仍然有限，未能引导孩子理解体重管理、整体饮食模式和身体活动之间的关键平衡。因此，孩子可能只形成对体重指标本身的肤浅关注，可能导致体重相关焦虑和心理负担。健康的体重管理应源于积极生活方式的采纳，而非被动的监测。这应广泛采用体验式和探究式学习模式，包括体育活动、学校园艺项目、烹饪工作坊和互动式食品标签分析，使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发现营养知识的实际价值，并将体重监测纳入全面的健康教育。这种整体性方法将帮助学生建立“健康体重源于均衡营养和适当身体活动”的正确认知。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设计无法对所识别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因果推断。其次，抽样范围仅限于单一地理区域，这可能限制研究结果在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其他地区的推广性。第三，营养素养的评估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的问卷数据，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倚和回忆偏倚的影响。尽管我们设计了现场规程以确保独立和私密的回答，但这些偏倚可能导致对营养素养的高估，特别是在行为领域，并可能影响观察到的关联强度。未来的研究将受益于纳入多信息提供者设计或客观测量。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这项调查为深圳小学生营养素养的现状及其关键决定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研究结果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奠定了重要的证据基础，并为这一新兴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了方法学上的考量。未来的纵向研究若结合客观评估方法和更多样化的抽样方法，将有助于验证和扩展这些发现。
结论
本研究表明，深圳市南山区小学生的营养素养亟需大幅提升，充足营养素养率受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参与营养相关活动和定期体重监测的显著影响。未来的干预措施应采用循证、系统化的方法，超越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综合策略应包括：开发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体验，将营养知识与现实生活情境联系起来；建立稳固的家校协作机制以吸引看护人参与；实施体验式活动以弥合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应特别关注优化学校健康计划，以确保其产生有意义的成果。这种多层面的方法将更好地支持营养知识向可持续健康行为的转化，最终提升学校健康教育计划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