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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的核心是探讨在精神科急诊就诊的青少年中，神经发育障碍（NDDs），特别是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和边缘性智力功能/智力残疾（BIF/ID），对临床严重程度、精神病理特征和自杀风险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高功能ASD（ASD-HF）患者自杀风险较高，而BIF/ID患者则表现出更严重的整体功能障碍和较低的自杀风险报告，这提示在急诊环境中需进行适应认知和诊断特征的差异化风险评估。
引言：新冠疫情（SARS-CoV-2）期间及后疫情时代，青少年因精神心理问题前往急诊科（ED）就诊的人数显著增加。在6至24岁人群中，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急诊就诊比例从7.7%上升至13.1%。神经发育障碍（NDDs）患者，尤其是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和边缘性智力功能/智力残疾（BIF/ID）的青少年，是精神科急诊中临床情况复杂的人群，但其对急性精神病理学和自杀风险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历史上，关于自杀的研究常将NDDs人群排除在外。近年有综述指出，AS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NDDs与自杀风险相关，风险因素包括抑郁、不良童年经历（ACEs）和情绪失调等。其中，高功能ASD个体的自杀风险可能更高，而BIF/ID个体的自杀风险则可能因评估方法等问题被低估。本研究旨在比较不同诊断亚组（高功能ASD、伴有认知障碍的ASD、BIF/ID及无NDDs的对照组）中自杀意念和行为的流行率及临床相关性。
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单中心队列研究。纳入标准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连续入住某精神科急诊单元的11-18岁青少年。最终样本量为206名患者，分为四组：ASD组（N=41，进一步分为高功能亚组ASD-HF，N=22；及伴BIF/ID亚组ASD-BIF/ID，N=19）、BIF/ID组（N=32）以及无ASD或无BIF/ID的对照组（N-ASD/N-BIF/ID， N=133）。研究收集了人口统计学、临床严重度（临床总体印象-严重程度量表CGI-S）、整体功能（儿童总体评定量表C-GAS）、精神病学诊断（K-SADS-PL访谈）、不良童年经历（ACEs）、情绪失调和自杀风险（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C-SSRS）等数据。采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参数和非参数检验。
结果：
1. 人口学与功能：对照组（N-ASD/N-BIF/ID）中女性占主导。在整体功能（C-GAS）上，ASD组（均分33.75）功能显著低于对照组（均分37.98）。进一步分析显示，ASD-BIF/ID亚组（均分31.16）功能损害最严重，而ASD-HF亚组的功能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2. 自杀风险：自杀意念和行为在组间存在显著差异。BIF/ID组（21.9%）的自杀意念报告率显著低于对照组（48.9%）。在自杀行为上，ASD组（19.5%）和BIF/ID组（21.9%）均显著低于对照组（48.9%）。然而，在ASD亚组内部，ASD-HF患者表现出显著更高的自杀意念（45.5%）和自杀未遂（31.8%）比例，远高于ASD-BIF/ID亚组（分别为15.8%和5.3%）。非自杀性自伤（NSSI）在组间无显著差异。
3. 不良童年经历（ACEs）：BIF/ID组（25%）和ASD-BIF/ID亚组（15.8%）中报告忽视（包括身体和情感忽视）的比例较高。
4. 共病情况：样本中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总体共病率为33%。BIF/ID组中ADHD的共病率高达62%，显著高于对照组（24%）。此外，样本中高达82%的患者共病双相谱系障碍，其中ASD-HF亚组的共病率高达86.4%。ASD-HF亚组和对照组中还观察到更高比例的功能不良人格特质。
讨论：本研究中ASD-HF亚组未显示出典型的男性主导性别比例（男性31.8%，女性68.2%），这可能与女性更常使用“社会伪装”或“掩饰”策略有关。这些策略在急性失代偿期崩溃，可能导致核心ASD特征更明显，从而在急诊环境中被识别。ASD-BIF/ID亚组整体功能最差，而ASD-HF患者功能与对照组相当，这可能与社会伪装掩盖功能困难有关，但社会伪装本身与长期不良心理健康结局和自杀风险增加相关。ASD-HF患者自杀风险较高，可能源于其更高的自我意识、情绪失调和共病精神症状。BIF/ID组较低的自杀风险报告可能需要谨慎解读，可能反映了在认知受损个体中识别和表达自杀意念的方法学挑战。BIF/ID和ASD-BIF/ID组中较高的忽视报告率，可能与照料有严重疾病儿童所带来的长期父母压力有关。样本中极高的双相障碍共病率可能反映了本中心作为地区性转诊中心的偏好，但这也支持了高功能ASD个体患心境障碍风险更高的既往研究。ASD与早发性双相障碍的相关性可能源于部分重叠的遗传模式或发育轨迹。ASD-HF和对照组中更常见的不良人格特质，可能与更高的心理洞察力或类似于人格病理的僵化认知情感模式有关，而BIF/ID组中较少报告可能源于有限的内省能力或诊断遮蔽。
研究局限性：本研究为横断面、回顾性、单中心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样本量较小，亚组人数不均（特别是ASD-BIF/ID和BIF/ID组），统计效能有限。所使用的评估工具并非专门针对ASD或智力残疾人群验证，可能影响对内部症状（如自杀意念）的检测灵敏度。样本中双相谱系障碍的极高流行率可能限制了结果的普适性，反映了转诊偏倚。
结论：本研究强调了在精神科急诊就诊的青少年中，神经发育障碍（ASD和BIF/ID）的高流行率及其与双相障碍的频繁共病。自杀风险并非均匀分布：高功能ASD（ASD-HF）青少年的自杀风险模式更接近神经典型（无NDDs）同龄人，且风险较高；而BIF/ID或伴有认知障碍的ASD（ASD-BIF/ID）青少年虽然整体功能受损更严重，但报告的自杀风险较低，这可能存在低估。研究结果指出了认知功能、情绪调节、社会伪装、不良人格特质、不良童年经历和家庭压力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这强调了对这一人群需要进行全面、发展敏感性且符合神经多样性理念的评估和干预，特别是针对不同认知和诊断特征量身定制的自杀风险评估至关重要。未来需要更大规模、多中心、纵向的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并阐明其背后的发展轨迹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