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Immunology》：Distinct immunologic patterns of response and resistance to anti-PD-1/PD-L1-based immu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oft tissue sar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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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外周血免疫图谱可作为预测软组织肉瘤（STS）患者对抗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反应的候选生物标志物。研究发现，治疗前较低的循环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计数、较高的淋巴细胞比例与治疗反应相关，而治疗期间非经典单核细胞与CD8+ 终末细胞毒性T细胞亚群的动态变化与肿瘤影像学反应及进展同步。这些发现为通过无创血液检测优化STS患者治疗选择、避免无效治疗和毒性提供了新思路。
软组织的免疫战场：解密肉瘤对抗PD-1/PD-L1疗法的应答与抵抗之谜
化疗虽是转移性软组织肉瘤（STS）的标准疗法，但临床获益有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如抗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及其配体（PD-L1）的疗法改变了癌症治疗格局，但在STS中疗效不一，主要局限于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PS）和去分化脂肪肉瘤（LPS）。可靠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仍然匮乏。
本研究旨在探索STS患者对基于抗PD-1/PD-L1疗法的免疫应答和抵抗的独特模式，重点关注外周血中的免疫相关特征。
患者、样本与方法：多维度探索免疫图谱
研究纳入了13名接受基于抗PD-1/PD-L1治疗的IV期STS患者。收集了治疗前（基线）及治疗后的纵向血液样本。分析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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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细胞计数：评估包括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在内的血液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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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谱分析：通过FoundationOne CDx检测肿瘤突变负荷（TMB）、微卫星状态及相关基因（如CDK4, CDK12, CDKN2A/B, TP53, RB1）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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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进行多参数免疫分型，分析B细胞、T细胞（包括CD8+、CD4+常规与调节性T细胞）、单核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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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对一名获得长期疾病稳定（SD >6个月）患者的纵向PBMC样本进行高分辨率分析，以探索免疫细胞动态和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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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蛋白谱分析：检测96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的水平。
结果揭示：应答者与无应答者的免疫特征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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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血液计数预示疗效：在基线时，应答者的白细胞计数（WCC）和中性粒细胞计数显著低于无应答者。相应地，应答者的NLR显著较低，而LMR显著较高。重要的是，应答者（尤其是长期SD患者）的单核细胞计数在基线及治疗后3周、6周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这些差异在调整组织学亚型和治疗方案（单药 vs. 联合）后，虽因样本量小未保持统计学显著性，但趋势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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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PBMC免疫图谱差异：基线时，应答者PBMC中淋巴系免疫细胞（B细胞和T细胞总和）的比例显著高于无应答者。在T细胞亚群中，无应答者CD4+记忆常规T细胞中TIM-3+细胞的比例显著更高。在髓系细胞中，应答者的单核细胞比例（尤其是经典单核细胞）显著低于无应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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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特征与疗效关联有限：对大部分患者的分子分析显示，TMB水平不一，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罕见，且CDK4, CDK12, CDKN2A/B, TP53, RB1等基因的突变模式多样。在此队列中，治疗反应与TMB、MSI状态或特定基因突变未见明确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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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病例深度追踪：免疫动态与临床病程同步：对一名获得长期SD的转移性平滑肌肉瘤（LMS）患者（患者3）的纵向分析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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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程：患者接受抗PD-1联合GARP抑制剂治疗后，第17周CT显示最佳反应（肿瘤体积缩小18%，评估为SD），并维持SD达9个月，之后在第30-35周出现疾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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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动态：治疗后，由于药物占位效应，PD-1+CD8+和CD4+记忆T细胞比例下降。同时，CD8+和CD4+记忆T细胞的增殖标志Ki67短暂升高。值得注意的是，与无应答者基线特征一致，该患者TIM-3+CD4+记忆T细胞的比例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并在第24周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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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转录组全景：scRNA-seq鉴定出B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单核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五大主要群体。其中，非经典单核细胞和CD8+终末细胞毒性T细胞的比例变化与临床影像学变化惊人地平行：这两群细胞的比例在第12周（即最佳影像学反应前）增加，随后在第24周（即疾病早期进展迹象出现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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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活性关联：单样本基因集富集分析（ssGSEA）显示，在第12周，非经典单核细胞、CD8+祖细胞样效应T细胞和终末细胞毒性T细胞中，干扰素-α/γ反应、IL-6/JAK/STAT3信号、TNF-α/NF-κB信号等炎症通路被激活。血浆蛋白分析进一步表明，非经典单核细胞和CD8+终末细胞毒性T细胞的丰度与FGF-2、穿孔素、IFN-γ、IL-1β等促炎和细胞毒性因子水平呈强正相关。这提示这些细胞亚群在治疗响应的窗口期处于功能激活状态。
讨论与启示：迈向精准免疫治疗的新路标
本研究综合表明，外周免疫特征与STS患者对基于抗PD-1/PD-L1治疗的应答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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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基线时较低的循环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水平、较高的淋巴细胞比例以及较低的TIM-3+CD4+记忆T细胞频率，可能有助于在治疗前识别潜在应答者。这为无创、可重复的血液生物标志物开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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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机制线索：无应答者中富集的髓系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可能介导了免疫抑制性微环境。高表达的TIM-3作为T细胞耗竭的标志，可能与PD-1阻断后的适应性抵抗有关，提示联合抗PD-1与抗TIM-3治疗可能是克服耐药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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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与疗效评估：纵向分析揭示，特定免疫亚群（如非经典单核细胞和CD8+终末细胞毒性T细胞）的频率和功能状态动态变化，能够提前于影像学变化反映治疗效应和疾病进展。这表明外周免疫监测可用于近乎实时的疗效评估和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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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义与局限：本研究强调了在罕见且异质性强的STS中，外周免疫监测作为补充甚至替代组织活检的潜在价值。然而，研究样本量较小和组织学亚型差异是主要局限，需要在更大规模、多中心的前瞻性队列中进行验证。
总之，这项工作描绘了STS中对抗PD-1/PD-L1疗法的免疫应答与抵抗的外周免疫图谱，为开发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优化患者分层以及设计更有效的联合免疫治疗策略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聚焦于相对易于获取的血液样本，该研究为改善这种难治性癌症的临床管理开辟了新的、具有转化潜力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