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S IN ENDOCRINE & METABOLIC DISORDERS》：The longitudinal impact of individual and parental emotion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behavioral factors on weight and disordered eating: A scop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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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系统梳理了关于儿童、青少年和青年时期个体与父母的情绪因素（如抑郁、焦虑）及个体行为因素（如ADHD）如何长期影响后续体重问题与饮食失调行为（DEBs）的纵向研究证据。研究发现，抑郁症状与ADHD是预测DEBs和体重问题的关键关联因素，而焦虑、父母情绪因素的相关证据则较为有限或不一致。这为针对这些风险因素的早期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生物、认知和社会情感过程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饮食行为和体重轨迹。这是一个关键的发育窗口期，年轻人尤其容易发展出饮食失调行为（DEBs， Disordered Eating Behaviors）和体重问题（如超重、肥胖或体重过低）。一旦形成，这些问题很可能持续到成年期，并与一系列不良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后果相关，包括心理困扰增加、生活质量下降、躯体合并症以及更高的医疗成本。理解这些行为与问题的发展轨迹，对于早期预防和干预至关重要。
然而，现有的研究往往各自为政，有的专注于体重，有的专注于饮食失调，有的专注于相关心理因素，缺乏一个整合的视角。本研究旨在通过一项范围综述，整合现有纵向证据，描绘出个体与父母的情绪因素（如抑郁、焦虑）以及个体行为因素（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如何共同影响年轻人群DEBs和体重发展轨迹的全景图。
方法概览
本综述遵循了PRISMA-ScR指南，系统地检索了四个数据库（PubMed、Embase、MEDLINE、Web of Science），最终纳入了100项符合条件的研究。这些研究均为纵向、随访或前瞻性研究，参与者为基线时（平均年龄10-24岁）无已确诊DEBs或体重问题的儿童、青少年或青年。研究核心围绕两个问题展开：1）哪些个体情绪和行为因素对DEBs和/或体重问题的发展有纵向影响？2）哪些父母情绪因素对子女DEBs和/或体重问题的发展有纵向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
1. 饮食失调行为
在涉及DEBs的45项研究中，绝大多数探讨了个体情绪因素，特别是抑郁症或抑郁症状。结果清晰地显示，基线时的抑郁症状是后续多种DEBs（如暴食、情绪性进食、催吐、使用减肥药、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节食和广泛性进食病理）发展的显著风险因素。尽管一些关联在调整了其他变量（如节食行为、体像）后可能减弱，但整体证据指向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联在女性中可能更为显著或一致，尽管并非所有研究都报告了性别差异。
与抑郁相比，关于焦虑、焦虑症状或一般心理困扰与后期DEBs关联的证据则显得有限且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显著关联，而另一些则没有，或者关联仅在控制共病精神障碍后不再显著，表明其影响可能不如抑郁明确。
在个体行为因素方面，研究数量较少，但发现ADHD症状与后续暴食和催吐行为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外，品行障碍症状也与后期催吐、节食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持续有关。
关于父母情绪因素的影响，仅有寥寥数项研究，结果尚无定论。有研究发现产前母亲压力与青少年期DEBs相关，父母抑郁/焦虑与后续暴食相关，但也有研究未发现父母抑郁/焦虑与后代节食行为的前瞻性关联。
2. 体重问题
在涉及体重问题的51项研究中，大部分同样聚焦于个体情绪因素，尤其是抑郁。多项研究表明，基线抑郁症状预示着超重/肥胖风险增加，或与BMI随时间增长正相关。不过，在调整了饮食限制、父母肥胖、体像等协变量后，部分关联的显著性可能会减弱。性别差异在此领域也值得关注：抑郁症状与BMI增加的关联在女性中普遍更一致，而在男性中的结果则混合不一，有的显示关联，有的显示无关联，甚至有一项研究发现男性青春期发作的抑郁与成年期较低的BMI相关。
当研究同时考察抑郁和焦虑时，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共病的抑郁和焦虑通常与更高的BMI百分位数相关，且效应可能持续数年，尤其在女性中。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早期情绪因素与青春期或成年早期的BMI并无关联。
关于焦虑症的独立研究非常少。一项研究发现，焦虑障碍使男性超重/肥胖的风险增加了三倍，但对女性无显著影响。此外，一些研究探讨了更广泛的内化症状（如情绪问题、心境症状、心理困扰），发现其与后续体重增加有关，尤其是在女性中，但这种关联在调整生活方式因素后可能不再独立存在。
在个体行为因素方面，ADHD症状是研究重点。总体而言，ADHD症状（尤其是多动/冲动症状）与更高的BMI、脂肪量、肥胖风险以及更低的去脂体重相关。这些关联在女性和男性中均被观察到。但也有少数研究未发现ADHD诊断或症状与BMI变化的显著关联。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种族/族裔的差异，例如，在欧洲裔美国男性和女性中，多动症状与BMI升高相关；而在西班牙裔美国女性中，混合型ADHD与青春期后期高BMI相关。此外，体力活动被发现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可以减轻儿童期ADHD症状对成年期不良身体成分的负面影响。
结论与展望
本综述整合的证据表明，在个体层面，抑郁（包括症状）和ADHD是与DEBs和体重问题发展相关的明确因素，它们可能成为早期干预和预防的重要目标。相比之下，焦虑、焦虑症状、一般心理困扰以及父母情绪因素与DEBs和体重问题潜在关联的证据基础则显得薄弱、不一致或尚不充分，这揭示了当前研究的关键知识缺口。
这些发现强调了在童年晚期和青年期，将DEBs和体重问题作为具有共同风险因素（特别是抑郁和ADHD）的共病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更精细的纵向设计，考察这些风险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介机制（如情绪调节、冲动控制）以及保护性因素（如健康的家庭环境、充足的体力活动），并关注不同性别、种族/族裔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这将为开发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的预防策略，阻断DEBs和体重问题的不良发展轨迹，提供至关重要的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