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Join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anxious/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roles of contextual, personality, and cognitiv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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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关注内化与外化问题在青少年中的共发性，为理解其共同的发展轨迹及风险与保护因素，对1542名中国高中生进行了为期一年、间隔6个月的三波次纵向调查。结果识别出四种不同的共发性轨迹，并发现童年情感虐待/忽视、拒绝敏感性、消极应对是共患症状的风险因素，而积极应对和生命意义感是保护因素。该成果对中国欠发达地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青春期常被视为“疾风骤雨”的阶段，情绪和行为问题交织出现。特别是焦虑、抑郁等向内指向的“内化问题”与攻击、违规等向外指向的“外化问题”，经常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在青少年身上同时发生。然而，这两种问题究竟是如何“相伴”发展的？哪些青少年更容易陷入两者皆高的困境，又有哪些因素能保护他们健康发展？这些问题在心理健康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国欠发达地区尤其突出，但相关研究却不多见。为了解开这些谜团，一支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深入的追踪调查，以期描绘出中国青少年内化与外化问题共发的动态图景，并探寻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
研究人员在著名的开放获取期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他们对中国某地区的1542名高中生（男生占45.1%）进行了为期一年、每间隔六个月一次、共计三波的纵向问卷调查。研究采用平行过程潜增长混合模型（Parallel Process 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s）这一高级统计方法，旨在识别出焦虑/抑郁症状与攻击行为在个体水平上共同变化的、具有质差异的不同亚组发展轨迹。研究同时测量了童年期的不良经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个体的人格特质（拒绝敏感性）、认知与应对策略（积极/消极应对）以及存在层面的因素（生命意义感），以探究这些因素对不同发展轨迹的预测作用。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时点纵向设计，对来自中国欠发达地区高中的1542名学生进行了三波次问卷调查，间隔期为6个月。核心统计方法为平行过程潜增长混合模型（LGMM），用于识别焦虑/抑郁症状与攻击行为的联合发展轨迹亚组。数据通过一系列成熟量表收集，包括测量内化症状的“病人健康问卷（PHQ）”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测量外化行为的“攻击行为问卷”，以及评估童年创伤、拒绝敏感性、应对方式和生命意义感的标准化量表。
研究结果
1. 焦虑/抑郁症状与攻击行为的联合发展轨迹
通过平行过程潜增长混合模型分析，识别出四种具有不同特征的联合发展轨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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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增长组：该组青少年在研究起始时焦虑/抑郁症状和攻击行为水平均较高，并且在一年内两者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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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中增长组：该组起始水平中等，同样表现出两种症状随时间缓慢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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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组：这是占比最大的组别，其焦虑/抑郁症状和攻击行为的起始水平很低，并且在追踪期间始终保持低位稳定，代表了心理社会适应良好的青少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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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下降组：该组起始水平很高，但在一年内，其焦虑/抑郁症状和攻击行为均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意味着这部分青少年可能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或环境支持，使其问题得以缓解。
2. 风险与保护因素对发展轨迹的预测
逻辑回归分析揭示了不同因素对不同轨迹组成员身份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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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童年期经历的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较高的拒绝敏感性（对人际拒绝的焦虑和愤怒反应倾向）以及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如逃避、自责）的青少年，显著更有可能归属于“双高增长组”或“双中增长组”，而非“健康组”。这些因素增加了共患内化与外化问题且持续恶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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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因素：相反，更多地使用积极应对方式（如寻求支持、问题解决）和拥有更强的生命意义感的青少年，显著更有可能归属于“健康组”，并降低了其归属于不良轨迹组的可能性。这表明积极的认知策略和存在价值感是抵御共病问题发展的缓冲器。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发现系统揭示了中国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内化（焦虑/抑郁）与外化（攻击行为）问题共发的异质性发展模式。研究证实了并非所有青少年都遵循单一的发展路径，而是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亚组，其中“双高增长组”和“双高下降组”的存在，尤其凸显了早期识别高风险个体和关注自然恢复力量的重要性。
在影响因素方面，研究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理解框架。它表明，青少年共病问题的发展根植于早期的不良环境背景（童年情感虐待/忽视），通过塑造易感的人格认知特质（高拒绝敏感性），进而影响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即时认知行为反应（采用消极应对），最终导致症状的持续与恶化。这一链条清晰地勾勒出风险累积的路径。与此同时，研究也带来了希望，指出积极的认知行为策略（积极应对）和深层的存在资源（生命意义感）是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促进心理健康的关键保护性因素。
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丰富了发展精神病理学关于共病现象的理解，强调了在资源有限情境下开展发展轨迹研究的价值。在实践上，研究结果为针对中国欠发达地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预防与干预项目提供了精准的切入点。干预措施不应仅针对单一症状，而需关注共病风险；干预时机应提前，着眼于减少童年情感创伤的影响；干预内容应综合化，既需降低青少年的拒绝敏感性和消极应对，更需着力培养其积极应对技能和帮助其探寻生命意义感，从而实现从“减少风险”到“增强韧性”的全面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