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Nutrition》：Global burden and projections of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attributable to high alcohol use: 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GBD 2021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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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全球疾病负担2021（GBD 2021）研究，对1990-2021年间高酒精使用（HAU）可归因心血管代谢疾病（CMDs），包括心血管疾病（CVD）和2型糖尿病（T2DM）的全球、区域和人群负担进行了量化评估，并预测了至2040年的趋势。研究发现，尽管全球酒精暴露水平下降，但HAU可归因的CVD和T2DM的死亡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持续攀升，尤其在男性和中低社会人口指数（SDI）地区。研究强调，亟需制定针对性的酒精控制政策和区域特异性干预措施，以遏制其带来的日益沉重的疾病负担。
引言
心血管代谢疾病（CMDs）主要包括2型糖尿病（T2DM）和心血管疾病（CVD），是一组以代谢紊乱和心血管功能损害为特征的慢性疾病。人口老龄化、久坐生活方式及高能量密度饮食的普及，共同驱动了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持续上升，给全球卫生系统带来巨大压力。高酒精使用（HAU）是与之相关的重要可改变风险因素。尽管已有众多研究探讨了饮酒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但缺乏对HAU可归因的CVD与T2DM合并负担的综合评估，特别是能够整合区域差异和未来预测的统一分析框架。本研究基于GBD 2021数据，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GBD 2021数据库，涵盖204个国家和地区。CMDs定义为CVD和T2DM。HAU定义为超过理论最小风险暴露水平（TMREL）的酒精摄入。负担指标包括死亡数、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及其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和DALY率（ASDR）。时间趋势通过计算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来总结。利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在“一切照旧”情景下，对2022年至2040年的负担进行了预测。所有分析均通过R软件完成。
结果
全球HAU暴露趋势与人群分布
1990年至2021年，全球HAU的总结暴露值（SEV）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男性SEV始终高于女性。男性的SEV在2005年后出现小幅反弹并进入平台期，而女性SEV则稳步下降。男性SEV在25-59岁成年人群中最高。从地区看，高SDI地区的SEV显著高于中低SDI地区，其中澳大拉西亚、西欧和高收入北美地区最高。
1990-2021年HAU可归因CVD与T2DM疾病负担趋势
HAU可归因的CVD死亡数从1990年的约25.3万上升至2021年的约38.6万，增幅52.5%；DALYs从约601万增至约928万，增幅54.2%。然而，同期CVD的ASMR和ASDR整体呈下降趋势。相比之下，HAU可归因的T2DM负担增长更为迅猛：死亡数从1.0万增至2.9万，增幅180.3%；DALYs从34万增至136万，增幅高达304.5%。T2DM的ASMR和ASDR则呈稳定上升趋势。
1990-2021年间，全球HAU可归因CVD的ASMR和ASDR呈现下降趋势（EAPC分别为-1.53和-1.31），而T2DM的对应率则呈上升趋势（EAPC分别为0.48和1.83）。T2DM负担增长在低和中低SDI地区最为显著。
区域与SDI水平的负担差异
HAU可归因CVD的ASDR与SDI呈倒U型关系，在中SDI水平（约0.6）达到峰值后，在高SDI国家急剧下降。而T2DM的负担则与SDI呈明显的正梯度关系，在高收入地区负担最重。2021年，东欧的HAU可归因CVD负担最高，ASDR约591/10万；T2DM负担最高的地区则是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性别与年龄特异性差异
在所有年龄段和地区，男性承担的HAU可归因CMDs负担均远高于女性。CVD和T2DM的ASMR和ASDR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在70-74岁年龄组达到峰值后，在最高龄组有所下降。在中年时期（男性45-54岁，女性50-59岁），HAU可归因的T2DM DALYs有时接近甚至超过CVD。
2022-2040年HAU可归因CMDs负担预测
在“一切照旧”的情景下，模型预测显示，至2040年，HAU可归因的CVD死亡数可能较2021年增加约75%（达到约67.5万），而T2DM死亡数可能增加近三倍（达到约11万）。增长主要发生在男性中，性别差距将进一步扩大。预测的CVD的ASMR在男性中将继续上升，在女性中则可能小幅下降；而T2DM的ASMR在两性中均将显著上升。
讨论
尽管全球HAU暴露水平下降，但HAU可归因的CMDs负担，特别是T2DM负担，仍在持续攀升。这可能与高危饮酒模式（如酗酒）持续存在、疾病的长期潜伏期、中低收入国家饮酒量增加而医疗基础设施有限，以及疾病诊断编码改善等因素有关。男性负担更重，与饮酒量更大、常合并吸烟等其他风险行为，以及生理代谢差异有关。SDI与疾病负担关系的差异（CVD呈倒U型，T2DM呈正相关）反映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生活方式、酒精可及性、医疗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地区负担差异与当地的饮酒文化（如东欧、中欧的烈性酒和酗酒模式）、饮食结构（如高能量密度饮食）和代谢易感性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观察性研究中曾报告的低剂量饮酒可能存在的“保护性”关联，目前普遍认为是由于“病患戒酒者”偏倚、残留混杂等因素造成的假象，而非酒精本身的生物学益处。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依赖自我报告的饮酒数据，可能低估暴饮模式的影响；GBD的归因负担估算基于人群归因分数，是模型化的情景估计，不能等同于个体水平的因果效应；生态学分析（如SDI相关分析）不能推断个体层面的关系；EAPC作为趋势总结指标有其简化性；对未来负担的预测基于历史趋势外推，对政策变化等外生冲击敏感。
结论
尽管人口层面的HAU暴露有所下降，但HAU可归因的心血管代谢疾病死亡和DALYs持续上升，在男性和中低SDI地区增长尤为迅猛。观察到的显著地理和社会经济异质性强调需要因地制宜的干预措施。预测表明，若不加强行动，酒精相关的慢性病负担在未来几十年可能继续增长。加强税收和营销限制、扩大健康教育并将酒精控制纳入慢性病规划，有助于减轻HAU相关的心血管代谢负担，特别是在高暴露和预防能力有限的地区。本研究结果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指导更精准、可持续的减酒和心血管代谢疾病预防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