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als of Hematology》：Risk factors for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based on thrombosis prophyl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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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NDMM)患者症状性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风险因素，尤其探讨年龄在其中扮演的调节角色。通过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309例NDMM患者的临床与实验室数据。结果显示，高龄、长时间制动、D-二聚体升高、肾小球滤过率(eGFR)降低、使用阿霉素以及“地塞米松(160 mg/周期)联合免疫调节剂(IMiDs)”是VTE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抗凝与抗血小板治疗则具有保护作用。尤为关键的是，年龄显著调节了中重度肾功能不全及上述“地塞米松+IMiDs”方案对VTE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年龄分层管理在NDMM患者VTE风险评估及预防策略制定中至关重要。
在血液肿瘤的众多挑战中，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 如同一个隐匿的“定时炸弹”，困扰着大量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 患者。统计数据显示，高达10%-30%的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NDMM) 患者会在诊断后一年内发生VTE，这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还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为了对抗这一威胁，临床医生们已经借助诸如IMWG、SAVED、IMPEDE等多种风险评估模型来指导预防。然而，一个核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些风险因素对所有患者的影响是均一的吗？特别是在年龄这个最基础的变量面前，不同年龄段的患者是否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险图谱？现有模型多基于西方人群数据建立，在中国患者中的适用性有待验证，且年龄在其中的精细调节作用尚未被充分揭示。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深入的探索，相关成果发表在《Annals of Hematology》期刊上。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采用了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设计。他们收集了2017年9月至2022年9月期间在北京朝阳医院接受化疗的309例NDMM患者的临床与实验室数据，其中72例发生了VTE（病例组），237例未发生VTE（对照组）。研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VTE的独立风险因素，并运用交互作用分析评估年龄对各风险因素的效应修饰作用。此外，研究还使用了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方法来校正混杂因素，并构建了包含年龄交互项的预测模型，与现有IMPEDE评分模型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
研究人群和基线特征
研究共纳入309例NDMM患者，平均年龄61.2±9.4岁，男性占62.1%。多数患者处于疾病晚期（ISS分期III期占51.8%）并接受了基于IMiDs的方案（74.4%）。在化疗前，185例患者接受了抗血小板治疗，16例接受了抗凝治疗。与对照组相比，发生VTE的患者年龄更大，基线时更常发生制动、骨折和急性感染，其D-二聚体水平更高，eGFR（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更低。在治疗方面，VTE组更常使用阿霉素，但基线时接受抗血小板治疗的比例较低。
NDMM患者发生VTE的风险因素
单因素分析显示，高龄、急性感染、制动≥72小时、D-二聚体升高(>0.55 mg/L)、eGFR<60 mL/min/1.73 m2以及使用阿霉素与VTE风险增加相关，而抗血小板治疗与风险降低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年龄、制动≥72小时、D-二聚体>0.55 mg/L、eGFR<60 mL/min/1.73 m2、使用阿霉素以及治疗方案②（地塞米松160 mg/周期联合IMiDs）是VTE的独立危险因素。基线抗凝治疗和抗血小板治疗则是独立的保护因素。
按年龄组分层的基线特征
与<65岁的非老年患者相比，≥65岁的老年患者中ISS III期比例更高，制动、高血压和冠心病更为常见。而非老年组中，中心静脉导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置入率和接受160 mg/周期地塞米松治疗的比例更高。
亚组分析和年龄的效应修饰作用
正式的交互作用检验发现，年龄显著改变了两个因素对VTE风险的影响。首先，年龄≥65岁与eGFR<60 mL/min/1.73 m2之间存在正向相加交互作用。两者单独存在时均未显著增加VTE风险，但两者共存使VTE风险增加4.34倍。其次，年龄与“地塞米松160 mg/周期联合IMiDs”方案之间存在负向相乘交互作用。该治疗方案是<65岁患者VTE的强预测因子，但在≥65岁患者中与VTE风险无显著关联。
倾向评分匹配分析
为验证年龄与VTE的独立关联是否受到肾功能和特定治疗方案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倾向评分匹配分析。在匹配了41对病例和对照后，之前显著的连续年龄与VTE的关联被削弱且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年龄对VTE的影响可能部分通过肾功能和治疗方案介导。
与现有风险评分的比较
研究构建的包含年龄交互项的探索性模型，其预测效能（曲线下面积AUC=0.773）优于已建立的IMPEDE评分模型（AUC=0.613）。净重分类改善指数(Net Reclassification Improvement, NRI) 和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ntegrated Discrimination Improvement, IDI) 分析也表明新模型具有更好的区分和重分类能力。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年龄不仅是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独立风险因素，更是一个关键的“效应修饰因子”，它能显著改变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强度，从而塑造出不同年龄患者迥异的风险谱系。具体而言，研究不仅验证了高龄、长时间制动、D-二聚体升高、肾功能不全、使用阿霉素以及“地塞米松(160 mg/周期)联合免疫调节剂”方案是VTE的独立危险因素，也确认了抗凝和抗血小板治疗的保护作用。更重要的是，交互作用分析揭示了两个关键发现：第一，肾功能不全对VTE风险的危害在老年患者中被显著放大，两者共存时风险急剧攀升；第二，“地塞米松联合IMiDs”方案显著增加年轻患者的VTE风险，但在老年患者中却未观察到这种显著关联。这种差异可能与老年患者更常因肾功能不全而调整IMiDs剂量有关。
这些发现具有多重重要意义。首先，它强调了“一刀切”的VTE风险评估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临床实践需考虑年龄分层。对于老年患者，尤其是合并肾功能不全者，应给予更积极的VTE监测和预防；而对于年轻患者，使用高剂量地塞米松联合IMiDs方案时需高度警惕血栓风险。其次，本研究基于中国人群数据，为优化适用于亚洲患者的个体化VTE风险评估策略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最后，研究构建的包含年龄交互项的模型显示出比现有IMPEDE评分更好的预测性能，这为未来开发更精准的风险预测工具奠定了基础。当然，本研究的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存在局限，其结论有待在前瞻性、多中心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但毋庸置疑，这项研究将年龄从简单的风险因子提升为风险调节器的维度，为多发性骨髓瘤并发症的精细化管理点亮了一盏新的指路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