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Immunology》:Serum ferritin change rate combined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inflammation model for predicting efficacy and survival in extensive-stage small-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mmunotherapy: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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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治疗前血清铁蛋白(SF)水平和治疗期间其变化率(ΔSF),联合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乳酸脱氢酶(LDH)等炎症指标,能够有效预测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患者接受免疫联合化疗的客观缓解率(ORR)和无进展生存期(PFS)。该研究为在临床实践中识别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ES-SCLC患者提供了经济、易获取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组合。
1 引言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小细胞肺癌(SCLC)约占15%,是一种具有高度侵袭性的神经内分泌癌。超过三分之二的SCLC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广泛期(ES-SCLC),预后极差。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联合化疗已成为ES-SCLC的一线标准治疗,但临床研究数据显示,仅有约15%的SCLC患者对ICIs产生应答,总体生存获益有限。因此,迫切需要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筛选获益人群。
目前临床常用的预测生物标志物,如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TMB),在SCLC中的应用存在局限。PD-L1在SCLC中表达率低,且临床获益与PD-L1状态无关,指南不常规推荐检测。TMB的预测价值在SCLC一线免疫治疗中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因此,探索新的、更具临床实用性的生物标志物至关重要。
近期研究发现,铁死亡(ferroptosis)是免疫治疗的重要作用靶点之一。血清铁蛋白(SF)是铁死亡过程中的关键代谢物,也是体内铁储存的标志物。在SCLC中,诱导铁死亡不仅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还能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从而可能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本研究假设,治疗期间血清铁蛋白的变化率(ΔSF)联合反映全身炎症状态的多维指标(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乳酸脱氢酶LDH、C反应蛋白CRP),能够有效预测ES-SCLC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应答和生存结局。
2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了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经病理确诊的550例ES-SCLC患者。其中,实验组425例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对照组125例接受单纯化疗。
收集的数据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肿瘤相关信息、血液学参数和影像学评估结果。关键指标包括:治疗前基线SF水平、治疗4-6周期后(12-18周)的SF水平,并计算ΔSF [ΔSF = (治疗前SF - 治疗中SF) / 治疗前SF × 100%]。定义ΔSF ≥ 15%为SF下调(高ΔSF组),ΔSF ≤ -15%为SF上调(低ΔSF组),-15% 至 +15%之间为无显著变化组。同时收集治疗前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用于计算NLR)、LDH和CRP水平。
疗效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1.1)进行评估,计算客观缓解率(ORR)。无进展生存期(PFS)定义为从开始免疫治疗至疾病进展或末次随访的时间。采用SPSS和R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
3 结果
3.1 基线特征
共纳入550例患者,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性别、年龄、吸烟史、肿瘤位置、临床分期(M1a、M1b、M1c)和分子亚型(SCLC-A, SCLC-N, SCLC-P, SCLC-Y)的分布上详见文中表1。
3.2 血清铁蛋白水平及其相关性分析
治疗前SF水平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位数分别为259.85 μg/L和267.84 μg/L。分析显示,治疗前SF水平与SCLC分子亚型、肿瘤原发部位、PD-L1表达均无显著相关性。虽然与M分期(M1a, M1b, M1c)的P值接近0.05,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箱线图提示M1c(IVb期)患者的基线SF水平分布倾向于更高。
3.3 ΔSF与ORR的相关性
在实验组中,治疗前SF水平较低(<260 μg/L)的患者,其ORR显著高于SF水平较高(≥260 μg/L)的患者(61.2% vs. 48.7%, P=0.035)。高ΔSF组患者的ORR显著高于低ΔSF组(64.9% vs. 46.6%, P=0.019)。在单纯化疗的对照组中,未观察到治疗前SF水平或ΔSF与ORR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在排除化疗因素的影响后,较低的基线SF水平和较高的ΔSF与更好的疾病缓解相关。
3.4 多维炎症模型联合ΔSF与ORR
在实验组中,高ΔSF组内,获得客观缓解的患者其治疗前NLR和LDH中位数显著低于未缓解患者(NLR: 2.9 vs. 5.3; LDH: 145 U/L vs. 278 U/L, P值均<0.001)。而在低ΔSF组内,缓解者与未缓解者的NLR和LDH水平无显著差异。CRP在任何ΔSF分组下均未显示出对ORR的显著影响。因此,高ΔSF合并低治疗前NLR和LDH的患者更可能获得客观缓解。
3.5 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显示,治疗前SF水平低的患者PFS显著长于SF水平高的患者(中位PFS: 6.9个月 vs. 4.1个月, P<0.001)。高ΔSF组患者的PFS显著长于低ΔSF组(中位PFS: 8.6个月 vs. 4.3个月, P<0.001)。将两者结合分析,治疗前SF低且ΔSF高的患者PFS最佳,而治疗前SF高且ΔSF低的患者PFS最差(中位PFS: 8.9个月 vs. 4.5个月, P<0.001)。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高ΔSF组内,低NLR(<4.2)或低LDH(<215 U/L)的患者,其PFS显著优于同组内高NLR或高LDH的患者(例如,低NLR vs. 高NLR: 9.8个月 vs. 5.2个月, P<0.001)。然而,在低ΔSF组内,NLR或LDH的高低对PFS无显著影响。
3.6 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Cox分析证实,治疗前SF水平(HR=1.58, P=0.026)和治疗期间ΔSF(HR=0.52, P=0.002)是影响患者PFS的独立预后因素。SCLC临床分期和分子亚型(如SCLC-A、SCLC-N)也是独立预后因素。然而,NLR和LDH单独并非独立预后因素,需要与ΔSF联合评估才具有预测价值。
4 讨论
本研究首次证实,治疗前SF基线水平及其在免疫治疗期间的变化率(ΔSF)是ES-SCLC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ΔSF联合多维炎症模型(NLR和LDH)可用于预测免疫治疗应答。其生物学机制可能在于:铁代谢(以SF和ΔSF为代表)与全身炎症状态(以NLR、LDH为代表)之间存在协同作用。高ΔSF反映了铁依赖性铁死亡这一抗肿瘤免疫终末效应机制的激活,而低NLR/LDH则指示了一个协调、有效的免疫炎症环境。两者结合,意味着有效的抗肿瘤免疫效应得以执行。反之,若缺乏ΔSF的激活(低ΔSF),无论炎症环境如何,都难以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
与PD-L1、TMB等现有生物标志物相比,SF检测具有样本易获取(外周血)、成本低廉、可动态监测等优势,更易于在临床实践中推广。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SCLC分子分型仅采用免疫组化方法等。未来需要通过前瞻性研究、利用RNA测序等技术进一步验证,并开展基础实验探索铁代谢与SCLC免疫治疗敏感性的直接机制联系。
5 结论
综上所述,血清铁蛋白变化率(ΔSF)联合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和乳酸脱氢酶(LDH)构建的模型,可以作为预测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免疫治疗疗效和生存结局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该模型为临床识别可能从免疫联合化疗中获益的ES-SCLC患者提供了一种经济、实用的新思路,有望助力于实现更精准的个体化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