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象冲突与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对农户耕地流转和撂荒行为的影响：基于云南农户调查的分析

《Agriculture》：Effects of Human–Elephant Conflict and Wildlife Damage Compensation on Farm Households’ Farmland Transfer-Out and Abandonment Junfeng Chen, Jie Yang, Yi Xie and Yi Zheng

本文基于2022年云南亚洲象分布区1276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系统评估了人象冲突与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政策对农户耕地利用行为（流转与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人象冲突显著增加了农户流转和撂荒耕地的可能性，而补偿政策则能部分缓解这种正向效应。研究为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通过补偿政策缓解冲突）与农业可持续性的协同提供了来自耕地利用视角的经验证据。

　　

在野生动植物活动频繁的区域，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农业生产是实现农业可持续性的关键议题。本研究使用2022年从中国云南省亚洲象分布区收集的农户调查数据，系统评估了人象冲突与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政策对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研究聚焦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背景下的农户耕地调整行为，构建了“人象冲突—政策干预—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分析框架，并运用127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检验了人象冲突对耕地流转和耕地撂荒的影响，同时分析了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政策的调节作用，还探讨了自然保护区内外区域的异质性。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覆盖中国亚洲象活动的主要区域，包括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和临沧市。这些区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以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云南省是中国唯一有亚洲象分布的省份。西双版纳州拥有最大的亚洲象种群，历史上曾是中国唯一的亚洲象栖息地；普洱市因象群扩张已成为新的栖息地；临沧市则分布着较小的象群。

2.2 数据收集

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在研究区域的农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策略，最终获得1276份有效农户样本。

2.3 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农户的耕地流转行为和耕地撂荒行为。核心解释变量为人象冲突和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后者也作为调节变量。人象冲突的严重程度由农户因人象冲突遭受的农作物损失货币价值（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衡量。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是一个虚拟变量（农户获得补偿记为1，否则为0）。同时，研究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户耕地使用行为的家庭资源禀赋变量。

2.4 统计分析

研究首先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人象冲突对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为二元选择），其基本形式为：P_n= F(α + ∑_i=1ⁿβ_ix_i) = 1 / (1 + exp[-(α + ∑_i=1ⁿβ_ix_i)])。Logit模型的对数线性表达式为：Ln(P_n/(1 - P_n)) = α + ∑_i=1ⁿβ_ix_i。然后，通过引入补偿政策的一阶项及其与人象冲突的交互项，构建调节效应模型，以检验补偿政策是否以及如何调节人象冲突对耕地利用行为的影响。

3. 结果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1. 1.
   人象冲突显著增加了农户流转和撂荒耕地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在考虑了控制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如替换为Probit模型）和内生性讨论后依然成立。
2. 2.
   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政策部分缓解了人象冲突对耕地流转和撂荒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补偿政策作为一种风险缓冲机制，能部分稳定农户的收入预期，降低其因冲突风险而调整耕地使用的动机。
3. 3.
   人象冲突对耕地流转和撂荒的影响在自然保护区外部的农户中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保护区内的农户受到更严格的土地利用管制和保护政策的约束。同时，补偿政策的抑制作用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其对耕地流转的抑制作用在保护区内更强，而对耕地撂荒的抑制作用则在保护区外更强。

4. 讨论

研究发现，人象冲突作为一种外生的风险冲击，通过增加耕地管理成本和强化农业生产风险预期，促使农户采取流转或撂荒等适应性行为以降低风险暴露。而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干预，通过经济补偿部分对冲了损失，稳定了农户的农业收入预期，从而缓解了冲突对耕地利用的负面影响。然而，当前补偿机制在应对冲突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方面可能存在局限性。研究还揭示了自然保护区内外治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农户对冲突和补偿政策的响应行为存在空间异质性。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从耕地利用视角揭示了人象冲突如何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以及补偿政策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包括：（1）人象冲突是驱动农户调整耕地利用策略（流转和撂荒）的重要因素；（2）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政策能有效缓解冲突的负面影响；（3）冲突影响和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保护区内外异质性。基于此，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应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机制，提高补偿的及时性和充分性，更好地发挥其风险缓解作用。其次，政策制定需考虑空间异质性，对保护区内外实施差异化的冲突缓解和生态补偿措施。最后，应探索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与农业支持政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