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Developments in Nutrition》：Dietary diversity score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risk of breast cancer: A large population-based incident case-contro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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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为探究膳食多样性能否降低乳腺癌(BC)风险，研究人员在伊朗伊斯法罕开展了一项大型人群病例对照研究。他们利用有效的168项食物频率问卷(FFQ)计算了膳食多样性评分(DDS)，并通过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更高的DDS是BC的新型保护因素，并存在清晰的剂量-反应关系。这一发现为针对多样化、均衡膳食模式的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女性癌症的沉重负担中，乳腺癌(Breast Cancer, BC)无疑是全球发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它不仅带走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也让数百万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在无声中流逝。更令人忧虑的是，无论是发病率、死亡率，还是疾病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乳腺癌的趋势都呈现惊人的增长。面对这一严峻挑战，识别可干预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成为癌症一级预防的关键突破口。人们已经知道，环境污染物、遗传因素，甚至社会心理压力都可能参与其中，但我们的日常饮食——这张看似平凡无奇的餐桌，是否也扮演着守护健康的隐秘角色？
以往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特定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组合膳食(Portfolio Diet)等，它们似乎能筑起一道抵御乳腺癌的防线。而高脂肪、加工肉类或促炎饮食，则可能成为风险的“推手”。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饮食的质量或特定成分。然而，一个更为基础且易于理解的概念——膳食的“多样性”——与乳腺癌风险的关系，在人群中，特别是在伊朗女性中，却鲜有系统性的探索。膳食多样性评分(Dietary Diversity Score, DDS)作为一种衡量整体营养质量的实用指标，它评估的是个体在五大类食物（谷物、蔬菜、水果、肉类、乳制品）中摄入的品种丰富程度。理论上，更高的多样性意味着更全面的营养素摄入，可能通过满足必需营养需求、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等“癌症标志”来发挥保护作用。但这是否真的能在乳腺癌预防中显现效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组研究人员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市展开了一项深入调查。
这项研究以一篇题为“膳食多样性评分与乳腺癌风险降低相关：一项大型人群病例对照研究”的论文形式，发表在《Current Developments in Nutrition》期刊上。研究由Ibrahim Abdollahpour、Parvane Saneei、Zahra Moradmand、Maryam Yazdi、Shaghayegh Haghjooy Javanmard、Kazem Zendehdel、James R. Hebert、Torsten Bohn、Farhad Vahid多位作者共同完成。
为了探究膳食多样性(DDS)与乳腺癌风险的关系，研究人员在2021年5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于伊朗伊斯法罕市进行了一项精心设计的大型人群病例对照研究。研究招募了600名新发乳腺癌患者（病例）和600名来自同一源人群的健康女性（对照）。通过电话访谈，使用一份包含168个条目的、针对伊朗人群验证有效的食物频率问卷(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FQ)，收集了参与者确诊前一年（病例）或过去一年（对照）的日常饮食信息。基于此，研究人员计算了每位参与者的DDS，分值范围在0到10之间，分数越高代表膳食多样性越好。研究还系统评估了包括教育年限、绝经状态、初潮年龄、青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复合维生素摄入史、良性乳腺疾病史在内的多种潜在混杂因素。统计分析采用了逻辑回归模型，计算了膳食多样性评分与乳腺癌风险的粗比值比(Odds Ratio, OR)和校正多种混杂因素后的调整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研究结果揭示了膳食多样性的显著保护作用：
- 1.
总体关联显著：分析显示，DDS与乳腺癌风险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无论是将DDS作为连续变量还是分类变量进行分析，这种关联都持续存在。作为连续变量时，DDS每增加一个单位，患乳腺癌的比值比(OR)为0.90 (95% CI: 0.82–0.99)，意味着风险降低约10%。
- 2.
明确的剂量-反应关系：当将参与者按DDS分值分为三组（≤2.5, 2.5-6, >6）时，保护效应更加明显。与DDS最低组（≤2.5）相比，中等分值组（2.5-6）的乳腺癌OR为0.58 (95% CI: 0.36–0.95)，而高分值组（>6）的OR进一步降低至0.41 (95% CI: 0.23–0.73)。趋势检验也证实了清晰的剂量-反应关系（趋势检验OR=0.66, 95% CI: 0.49, 0.86），即DDS越高，患癌风险越低。
- 3.
特定食物组多样性的分析：进一步分析五大类食物各自的多样性得分发现，在调整了多种混杂因素后，肉类食物组的多样性与乳腺癌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肉类多样性得分高于中位数的人群，其患癌风险比低于中位数的人群低42% (AOR 0.58, 95% CI: 0.42, 0.80)。而谷物、蔬菜、水果、乳制品这四类食物的多样性得分，在本研究中未显示出与乳腺癌风险的独立统计学关联。
- 4.
绝经状态分层分析：按绝经状态进行分层分析后发现，DDS的保护性关联在绝经前女性中更为显著。对于绝经前女性，DDS>6组患癌风险比DDS最低组降低了75% (OR 0.24, 95% CI: 0.10, 0.57)。而在绝经后女性中，这种关联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结论，更高的膳食多样性评分(DDS)是乳腺癌的一个新型保护因素。在充分考虑了多种潜在混杂因素后，研究发现DDS与乳腺癌风险降低之间存在显著且具有剂量-反应关系的关联。这意味着，保持均衡、多样化的饮食模式，可能有助于降低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在全球乳腺癌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该研究为以饮食干预为核心的癌症预防策略提供了新的、易于理解的切入点。与一些专注于复杂营养素计算或特定饮食模式的指数（如膳食炎症指数DII）不同，DDS基于食物组评估多样性，概念直观，易于在人群层面进行测量和推广，尤其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地区。它提示我们，公共卫生宣传和教育项目不应仅仅强调“多吃某类食物”或“少吃某类食物”，更应倡导“吃得多样、吃得均衡”的整体膳食模式。
然而，研究也对部分结果进行了审慎解读。例如，研究中观察到的“肉类多样性”的保护作用需要特别谨慎对待。作者指出，DDS中的肉类组合并了红肉、加工肉、禽肉、鱼肉和鸡蛋等多种亚型，而既往研究明确表明红肉和加工肉会增加癌症风险，而鱼肉和禽肉则多呈中性或保护作用。因此，本研究观察到的“肉类多样性”的负相关，很可能反映的是参与者肉类消费结构更倾向于健康的鱼类和禽类，从而“稀释”了红肉和加工肉的不利影响，而绝非鼓励增加红肉或加工肉的消费。这恰恰凸显了使用DDS这类复合指标的优点——它捕捉的是整体膳食模式的平衡性，而非孤立食物成分的效应，可能更能反映长期饮食质量对疾病的综合影响。
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基于人群的大样本量、良好的病例与对照应答率，以及采用随机数字拨号(Random-Digit-Dialing, RDD)方法从源人群中招募对照，增强了结果的代表性。当然，作为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回忆偏倚和选择偏倚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局限性。此外，研究结果主要基于伊朗城市女性群体，其外推性需在其他文化和饮食背景的人群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总之，这项研究为“膳食多样性有益健康”增添了有力的流行病学证据。它表明，促进饮食多样化不仅关乎基本营养，更可能是预防乳腺癌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有效策略之一。未来的研究，特别是前瞻性的队列研究，将进一步深入探索DDS与乳腺癌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