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Microbiology》：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applied for foodborne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 a scoping review of concept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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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梳理了近十年(2013-2023)食源性微生物风险评估(MRA)的研究进展。文章指出，MRA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基石，但当前应用仍以国际食品法典(Codex Alimentarius)框架和细菌危害评估为主，面临数据不足、微生物适应性及跨学科整合等挑战。未来，集成组学(OMICs)、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并吸纳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参与，被认为是推动MRA适应复杂食品体系、实现精准食品安全的发展方向。
食源性微生物风险评估是保障食品安全、制定相关标准和促进国际贸易的核心科学工具。这篇综述旨在系统梳理近十年来该领域的现状，聚焦于评估方法、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材料与方法
本次综述遵循Arksey & O'Malley的框架和JBI方法学指南，采用“同一健康”视角。研究团队在四个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2013年至2023年，最终从5909条记录中筛选出44篇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
在纳入的44项研究中，2018年因《国际食品微生物学杂志》的特刊而成为发表高峰。从地域分布看，第一作者的隶属机构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反映出该领域的讨论高度依赖于高收入国家的研究和监管背景。
在主题上，绝大多数研究（39/44）探讨的是广义的食源性病原体，而对食源性病毒、抗菌素耐药性、腐败微生物和微生物毒素的关注相对较少。几乎所有研究都明确涉及微生物风险评估，并且大部分都参照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MRA框架，该框架包含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包括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四个核心步骤。相比之下，风险-效益分析或多标准决策分析等方法的采用率较低。
一个关键发现是，现有研究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存在显著不平衡。政府/监管机构、行业和学术界是最常被瞄准的目标群体，而消费者及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则很少被纳入考量。这凸显了当前MRA应用仍主要集中在制度和专家领域，而非一个完全跨学科或参与性的框架。
当前MRA面临多重挑战。数据显示局限（43%的研究提及）是最普遍的障碍，这妨碍了完整的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其次是食品基质的特异性（14%的研究提及）和微生物的适应性与变异性（11%的研究提及）。这些技术限制之外，全球复杂的食品贸易、气候变化等系统性因素也增加了风险管理的复杂性。
为应对挑战，文献中提出了更新MRA框架的新元素。最常被提及的是整合组学数据（15项研究，34%），旨在通过基因组学等技术更精准地识别和表征危害。其次是方法学的标准化与统一（10项研究，23%）。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4项研究，9%）也被视为潜在工具，可用于分析复杂数据和模式识别，但其结果的可信度和透明度需得到保障。
讨论
本综述揭示，尽管MRA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应用广泛，但深入探讨其概念和方法学基础的研究相对有限。研究的重点仍集中在细菌危害和通用食品基质上，对病毒等危害的关注不足。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失衡，以及数据、跨学科整合等结构性障碍，是制约MRA发展的主要因素。
未来，MRA的发展方向在于审慎、务实地整合新技术。组学数据能提供更精细的微生物信息，但将其转化为定量的风险参数仍存在不确定性，且成本高昂。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数据管理和情景分析，但短期内更可能作为现有MRA结构的补充而非替代。方法的统一有助于评估间的比较，但过度的标准化可能会限制其适应本地食品体系的灵活性。
更重要的是，MRA的科学严谨性需要与更广泛的食品体系治理目标相协调。风险-效益分析和多标准决策分析等工具，主要在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接口处运作，帮助权衡健康、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目标，但它们本身并不构成MRA方法。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特别是在风险管理和沟通阶段，对于提升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至关重要。有学者提出，将传统的法典框架转变为基于谈判的模型，并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协商，有助于在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和可持续性之间寻求平衡。
结论
总之，食源性微生物风险评估领域正处于演进之中。集成大数据（如组学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巨大潜力，但这必须建立在透明度、可解释性以及“人在回路”协作的基础上。同时，设计跨学科、合作性的评估流程，并纳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于构建更具韧性、适应复杂食品体系的下一代MRA框架至关重要。一个结合技术创新与包容性治理的渐进式适应路径，可能是最可行的发展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