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 and Behavior》：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rovider-Specific Anticipated Stigma Scale for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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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医疗环境中的污名严重影响注射吸毒者（PWID）HIV预防和治疗的问题，研究人员针对现有量表未能充分反映其交叉性及特定服务提供者（尤其是针具交换项目）污名体验的不足，开发并验证了一种名为“物质使用预期提供者污名量表（SU-APSS）”的多维工具。该研究通过对218名PWID的横断面调查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信度评估，证实了量表涵盖医疗工作者、药物滥用治疗人员、药剂师和针具服务项目人员四类提供者的四因子结构具有优良的模型拟合度（CFI=0.97, SRMR=0.04）和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总体α=0.87）。该量表为识别特定医疗情境下的污名、指导减污干预措施、以及评估旨在改善PWID HIV防治参与度的实施策略，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工具。
近年来，虽然全球在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防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注射吸毒者（People Who Inject Drugs, PWID）群体中，疫情仍然严峻。自2014年以来，美国就报告了超过十几起与注射吸毒相关的HIV聚集性和暴发疫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疫情甚至发生在针具服务项目（Syringe Service Program, SSP）覆盖率较高、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药物（MOUD）供应也较广泛的城区。这一现象背后，除了复杂的流行病学因素，一个长期存在却难以量化的隐形壁垒——污名（Stigma）——正日益受到关注。在医疗环境中，污名是阻碍PWID获取HIV预防（如暴露前预防 PrEP）和治疗服务的关键障碍。PWID面临的污名并非单一维度，他们常常因其药物使用行为，同时叠加种族、性别、性取向、贫困等多重身份，经历着复杂的“交叉性污名”（Intersectional Stigma）。更微妙的是，除了已经发生的歧视行为（即“实施污名”），PWID预期自己未来在寻求医疗服务时会遭遇偏见、冷漠或不公对待的“预期污名”（Anticipated Stigma），同样会让他们对医疗系统望而却步，选择隐瞒用药史、延迟就医，从而错失关键的干预时机。
然而，要有效对抗这种“预期的伤害”，首先需要能精准地测量它。现有的污名测量工具虽然不少，但大多存在局限：有的只关注单一污名机制（如内化污名），有的虽然测量预期污名，却未能区分污名来源的具体类型，特别是鲜有工具将针具服务项目工作人员——这群本应是PWID获取服务和信任的关键桥梁——作为独立的污名来源进行评估。这种测量上的空白，使得我们难以理解PWID在不同医疗接触点（如急诊室、药房、戒毒诊所、针具交换点）所感知的差异化风险，也限制了设计针对性干预措施的能力。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一项发表在《AIDS and Behavior》期刊上的研究，开展了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工作：他们旨在开发并验证一个专门针对PWID的、多维度、提供者特异性的预期污名量表。这项研究背后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创建一个可靠且有效的工具，来量化PWID预期从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遭遇污名的程度，并探究这些预期污名背后的归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团队设计并检验了“物质使用预期提供者污名量表”（Substance Use Anticipated Provider Stigma Scale, SU-APSS）。这个量表建立在成熟的“污名理论框架”之上，并修订自已有的“物质使用污名机制量表”（SU-SMS）。研究团队从美国洛杉矶和丹佛的针具服务项目、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等社区站点招募了264名符合条件的PWID参与者。这些参与者的入选标准包括：年满18岁、HIV阴性、在过去30天内有过注射吸毒和阿片类药物使用行为，并且身上有可见的近期注射痕迹。参与者完成了一项包含351个项目的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其中就包含了SU-APSS的测量项目。该量表旨在评估PWID预期从四类医疗服务提供者处遭遇的污名：1. 医疗工作者（Healthcare Workers, HCW）；2. 物质使用障碍治疗人员（Substance Use Disorder Treatment Staff, SUD Tx）；3. 药剂师或药房工作人员（Pharmacists/Pharmacy Staff, Pharm）；4. 针具服务项目人员（Syringe Service Program Personnel, SSP）。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式计分。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从264份样本中筛选出218份有效记录，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来检验量表假设的四因子结构模型是否成立，并使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评估量表和各个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此外，研究还通过归因分析，探究了参与者认为导致预期污名的常见原因。
研究结果
1. 结构效度：清晰的四因子模型得到支持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SU-APSS预设的四因子结构。尽管模型的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9，略高于0.08的常规标准，但其90%置信区间包含低于0.08的值。同时，其他关键拟合指标均表现出色：比较拟合指数（CFI）高达0.97，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为0.04，均远优于可接受标准。这表明数据与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
所有11个测量项目都在其对应的潜在因子上呈现出强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因子载荷（范围在0.62至1.06之间）。这表明，每个项目都能有效地代表其所属的提供者类型污名维度。因子间的相关矩阵进一步揭示了有趣的现象：医疗工作者、药物滥用治疗人员和药剂师这三个因子之间呈现中高程度的正相关（0.56-0.71），说明PWID预期从这些“传统”医疗系统角色中遭遇的污名体验是相互关联的。然而，针具服务项目因子与其他三个因子的相关性较弱（0.22-0.37），提示PWID对SSP人员的预期污名感知，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对其他医疗提供者的预期。这可能意味着SSP在PWID心中被视为一个相对不同的、或许污名化程度较低的服务环境。
2. 信度：内部一致性优良
信度分析表明，SU-APSS整体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系数α为0.87。各个子量表的信度也同样出色：医疗工作者子量表α=0.85，物质使用障碍治疗人员子量表α=0.85，药剂师子量表α=0.93，针具服务项目人员子量表α=0.96。这些结果证实了该量表在不同提供者维度上测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 归因分析：揭示污名感知的根源
在探究PWID认为未来会遭受污名的原因时，研究发现了清晰的模式。最常见的归因是“药物使用”（86%的参与者选择），紧随其后的是“外表形象”（69%）和“收入水平”（49%）。相比之下，将污名归因于种族/民族、性身份或性别的比例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最常将预期污名归咎于普通医疗工作者，而归咎于针具服务项目人员的频率则显著更低。这进一步印证了PWID可能将SSP视为一个相对更安全、评判更少的空间。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成功地开发并初步验证了“物质使用预期提供者污名量表”（SU-APSS）。这是首个专门针对PWID群体，旨在测量其从多种特定类型医疗服务提供者（特别是开创性地包括了针具服务项目人员）那里预期遭遇的污名的标准化工具。量表展现了良好的结构效度、优异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该研究的核心结论在于，SU-APSS能够有效区分PWID在不同医疗接触点所感知的预期污名，尤其是揭示了他们对针具服务项目的预期污名感知，与传统医疗系统（如医院、药房、戒毒诊所）中的感知存在差异。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它深化了我们对“交叉性污名”和“预期污名”在PWID医疗体验中具体表现形式的理解，强调了污名来源的“情境特异性”。在实践层面，SU-APSS作为一个实用工具，能够帮助研究者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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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识别“痛点”：量化并比较不同服务场景（如初级保健、药房、SSP）中的预期污名水平，从而确定最需要干预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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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干预设计：为开发针对性的、以提供者为对象的减污培训项目（例如，针对药剂师或急诊科医护人员的反污名培训）提供评估基准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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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效果：用于评估旨在改善PWID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友好性的干预措施（如在SSP中整合PrEP服务）是否成功降低了参与者的预期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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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政策倡导：通过提供实证数据，揭示医疗系统内结构性污名的存在及其危害，为倡导更具包容性、非评判性的医疗政策提供依据。
尽管本研究存在样本局限于美国两个城市、未能评估量表与其他结构的效标关联效度等限制，但它的出现无疑填补了该领域测量工具的一个重要空白。未来，随着SU-APSS在更广泛的人群和医疗环境中的应用与进一步验证，它有望成为推动减少针对PWID的医疗污名、最终改善该脆弱群体HIV防治结局和整体健康水平的关键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