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lict and Health》：Minimum dietary diversity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children aged 6–23 months in Mekelle, Northern Ethiopia, following the Tigray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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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后地区儿童营养状况亟待关注。为评估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战争后城市婴幼儿的膳食质量，研究人员在默克莱市针对6-23月龄婴幼儿开展了最低膳食多样性（MDD）的横断面研究。结果表明，仅25.2%的婴幼儿达到MDD标准，且膳食多样性显著受家庭收入、户主职业与教育水平等社会经济及人口学因素影响。该研究为冲突恢复地区的儿童营养干预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提格雷战争的硝烟散去后，埃塞俄比亚北部城市默克莱的社区开始漫长的重建。然而，战争带来的创伤远不止于可见的废墟，更深刻的影响正悄然作用于最脆弱的人群——婴幼儿。尽管冲突对儿童营养的负面影响已被广泛认知，但关于城市战后环境中婴幼儿具体饮食状况的证据却十分有限。婴幼儿期是生长发育的关键窗口，膳食质量直接关系到认知、免疫及长期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为评估这一时期婴幼儿的喂养质量，制定了最低膳食多样性（Minimum Dietary Diversity, MDD）指标，即过去24小时内摄入至少5类及以上食物（共8类）。在默克莱这样的战后城市，婴幼儿能否获得多样化的食物？哪些家庭和儿童特征决定了他们的饮食质量？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指导有效的营养干预、支持社区恢复至关重要。为此，研究人员在《Conflict and Health》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深入探究了默克莱市6-23月龄婴幼儿MDD的流行状况及其相关因素。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研究于2024年11月至12月在默克莱市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采用比例分配法招募了584名6-23月龄婴幼儿的看护人作为参与者。通过面对面的访谈，使用24小时膳食回顾问卷收集了婴幼儿的食物摄入情况以及家庭的社会人口学信息。数据分析阶段，研究者运用STATA? version 15软件进行多变量逻辑回归，以识别与达到MDD相关的因素。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对缺失值采用了单一插补法处理，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比较了完整案例（n=474）与插补后案例（n=584）的结果。
研究结果
MDD的流行率与食物消费模式：
研究显示，在默克莱市6-23月龄的婴幼儿中，仅有四分之一（25.2%；95% CI: 21.6–28.7）达到了WHO推荐的MDD标准。在各类食物的消费频率上，谷物（92.1%）和豆类（69.3%）是最常被食用的食物。相反，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26%）、其他水果和蔬菜（18.2%）以及动物性食物（7.2%）的消费率最低。这表明战后婴幼儿的饮食结构严重依赖主食和植物蛋白，缺乏对生长发育至关重要的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来源。
与MDD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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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年龄：与6-11月龄的婴幼儿相比，18-23月龄的婴幼儿达到MDD的几率要高出3.2倍（AOR=3.2，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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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月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是强有力的预测因素。与低收入家庭相比，来自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婴幼儿达到MDD的几率分别高出6.13倍（AOR=6.13，p<0.001）和13.58倍（AOR=13.58，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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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规模：家庭规模在5-8人的家庭，其婴幼儿达到MDD的几率是家庭规模为1-3人家庭的3.6倍（AOR=3.6，p=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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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年龄：母亲年龄在26-35岁（AOR=0.48，p=0.026）和36-42岁（AOR=0.29，p=0.017）的婴幼儿，达到MDD的几率反而更低（以18-25岁母亲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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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教育与职业：父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也显示出显著关联。与父亲教育水平在中学以下的婴幼儿相比，父亲教育水平在中学以上的婴幼儿达到MDD的几率更高（AOR=2.58，p=0.031）。在职业方面，与父亲为政府雇员的家庭相比，父亲为商人的家庭，其婴幼儿达到MDD的几率高出3.17倍（AOR=3.17，p=0.00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结论，在提格雷战争后的默克莱市，6-23月龄婴幼儿的最低膳食多样性（MDD）水平极低，仅有约四分之一的儿童饮食达标。婴幼儿的饮食结构严重失衡，高度依赖谷物和豆类，而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其他果蔬及动物性食物的摄入严重不足。这种状况揭示了战后城市环境中所隐藏的儿童营养危机。
研究进一步证实，MDD并非随机分布，而是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和人口学因素紧密交织。年龄较大的婴幼儿（18-23个月）获得多样化饮食的机会显著更高，这可能与引入辅食的种类和数量随月龄增加有关。家庭经济状况是决定膳食质量的核心因素，收入越高，婴幼儿饮食越多样，这直接反映了家庭购买多样化食物的经济能力。有趣的是，较大的家庭规模（5-8人）反而与更高的MDD几率相关，这可能暗示了在战后环境下，扩展的家庭网络在食物获取或照料资源上提供了某种支持。然而，母亲年龄在26岁及以上与较低的MDD几率相关，这可能与年长母亲可能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工作负担或特定的喂养观念有关，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父亲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商人职业对MDD的积极影响，则可能通过更高的家庭收入、更广的信息获取渠道或更灵活的资源调配能力来实现。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首次在提格雷战后城市环境中系统描绘了婴幼儿膳食多样性的严峻图景及其决定因素。这不仅量化了冲突对儿童营养的持续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识别出了需要优先干预的脆弱群体，例如低收入家庭、低月龄婴儿以及特定母亲年龄段的家庭。研究结果强烈呼吁，在冲突后的恢复计划中，必须将促进婴幼儿膳食多样性置于优先位置。针对看护人的营养教育、结合社会经济支持（如提供食物券、支持生计项目）以及专门促进富含维生素A食物和动物性食物获取的干预措施，对于打破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保障冲突后一代儿童的健康未来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