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内罗毕穆库鲁非正式定居点男性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的决定因素：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Discover Public Health》：Determinants of prostate cancer screening uptake among men in Mukuru informal settlement, Nairobi, Kenya: a mixed-methods study

本研究探讨了在肯尼亚内罗毕穆库鲁非正式定居点，影响30-64岁男性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的关键因素。研究人员采用了混合方法设计，发现筛查接受度极低（仅3.5%），其与对筛查方法的知晓度（p=0.001）、知晓前列腺癌是可管理的（p=0.008）及风险因素知识（p=0.001）显著相关。逻辑回归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关联。研究强调了提高意识、增加服务可及性和解决成本障碍对于提升类似资源匮乏地区筛查率的重要性。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它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和较高的死亡率。然而，一个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许多男性往往在疾病已进入晚期、出现明显症状时才去就医，错失了早期发现和干预的最佳时机，导致预后不佳。这种情况在医疗资源有限、信息不畅的地区尤为严峻。例如，在肯尼亚，尽管国家指南建议对40-69岁男性进行基于知情决策的机会性筛查，但实际的筛查接受度仍然很低。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阻碍男性主动进行前列腺癌筛查？是个人认知的不足，是经济上的障碍，还是医疗系统本身服务的缺失？为了深入探究这一公共卫生挑战背后的复杂原因，并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一项研究将目光投向了肯尼亚内罗毕规模第二大的非正式定居点——穆库鲁。

这项题为《肯尼亚内罗毕穆库鲁非正式定居点男性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的决定因素：一项混合方法研究》的论文，发表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期刊上。研究旨在系统性地识别影响该社区30-64岁男性前列腺癌筛查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医疗保健服务因素和健康寻求行为。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整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分析性横断面混合设计，以期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见解。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主要应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是横断面问卷调查，对从穆库鲁社区通过系统随机抽样选取的200名30-64岁男性进行了半结构化问卷调查，收集定量数据。其次是关键知情人访谈，对包括医疗机构负责人、临床医生、实验室技术人员和社区卫生助理在内的36名关键知情人进行了深入访谈，以获取定性的背景信息和专业视角。第三是直接观察法，使用观察清单评估了选定医疗设施中前列腺癌筛查设备、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试剂盒和标准操作流程的可用性。最后是统计分析，定量数据使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二元逻辑回归进行分析（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0.05），而定性数据则通过演绎式主题分析法进行处理。

研究结果

3.1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前列腺癌筛查

参与者的年龄分布以30-34岁为主（占28.5%），60-64岁年龄组占比最小（仅6.5%）。绝大多数受访者已婚（80.5%），且几乎所有人都接受过正规教育（99%）。从收入看，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月收入低于1.5万肯尼亚先令（约合120美元）。职业方面，半数以上为自雇者（50.5%）或临时工（30%）。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在所有群体中都很低。

3.2 社会人口学因素与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之间的关联

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极低，200名男性中仅有7人（3.5%）曾经接受过筛查。然而，有176人（88%）表示未来愿意接受筛查。这表明，尽管实际筛查率很低，但在获得相关信息后，人们的筛查意愿很高。值得注意的是，96.5%的受访者从未接受过前列腺癌筛查，64.5%的人在研究进行时并不知晓有前列腺癌筛查服务。

3.3 穆库鲁非正式定居点的医疗设施可及性

大多数受访者居住在距离公立医疗设施1-2公里范围内，这表明物理距离并非主要障碍。仅有3%的受访者报告附近的私立机构提供PSA或DRE（直肠指检）筛查服务，而32%的人表示公立机构不提供此类服务。此外，64.5%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任何前列腺癌筛查服务。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主要是自费（80%），仅有18.5%的人有医疗保险。这些发现证实，有限的服务可及性和经济约束是影响筛查接受度的主要障碍。

3.5 健康寻求行为

虽然70%的受访者听说过前列腺癌，但只有3.5%的人进行过筛查。大多数受访者（64.5%）不知道有前列腺癌筛查，92%的人不了解任何筛查方法。不过，51%的人知道早期检测可以改善预后。只有21%的人了解风险因素，18%的人报告有前列腺癌家族史。在获得相关信息后，91.5%的人表示，如果附近机构能提供免费服务，他们愿意接受筛查。

3.6 健康服务因素和健康寻求行为对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的卡方分析

卡方分析显示，支付方式与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显著相关（χ2 = 12.98， p = 0.005）。对前列腺癌筛查方法的知晓度（χ2 = 83.42， p = 0.001）、知晓前列腺癌是可管理的（χ2 = 6.97， p = 0.008）以及对前列腺癌风险因素的了解（χ2 = 19.61， p = 0.001）也与是否曾接受过筛查显著相关。相反，到最近医疗设施的距离、对一般卫生服务的评价以及对前列腺癌的普遍认知，与筛查接受度没有显示出显著关联（p > 0.05）。

3.7 医疗保健、健康寻求行为与前列腺癌筛查之间的关联

在双变量分析（卡方检验）中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几个变量被纳入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多变量分析。分析表明，对前列腺癌筛查服务的知晓度显著提高了曾经接受筛查的可能性（OR = 19.00， 95% CI 8.89–40.63， p = 0.001）。知晓前列腺癌是可管理的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OR = 13.57， 95% CI 6.30–29.24， p = 0.001），对风险因素的了解同样如此（OR = 6.71， 95% CI 3.04–14.85， p = 0.001）。这些发现建立在表2所示的双变量关联基础上，确认了认知、知识和疾病可控性感知是影响筛查接受度的最主要预测因素。

3.8 关于医疗服务和健康寻求行为对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社会人口学变量（如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和职业）在双变量水平上与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没有显示出统计学显著关联，因此未纳入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显示，对前列腺癌筛查服务的知晓度是最强的预测因子。知晓服务的男性曾经接受筛查的可能性高出19倍（OR = 19.00； 95% CI 8.89–40.63； p = 0.001）。知晓前列腺癌是可管理的男性，其筛查可能性也高出13.57倍（OR = 13.57； 95% CI 6.30–29.24； p = 0.001）。对前列腺癌风险因素的了解同样使筛查几率提高了6.71倍（OR = 6.71； 95% CI 3.04–14.85； p = 0.001）。这些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关联突出表明，与信息相关的认知结构——知晓度、疾病可控性认知和风险因素知识——是该人群筛查接受度最有影响力的决定因素。

对深度访谈的主题分析揭示了五个主要主题：（1）筛查服务有限：大多数公立机构缺乏PSA试剂盒和培训过的人员，而私立机构则需付费提供服务。（2）政策和资源缺口：缺乏用于前列腺癌筛查项目的专用资金和清晰的实施计划。（3）文化和行为障碍：男性的恐惧、污名化和不良的健康寻求行为阻碍了筛查接受。（4）社区宣教的必要性：受访者强调了开展宣传运动和针对男性的健康教育的重要性。（5）改进建议：包括提供免费筛查、对卫生工作者进行能力建设以及寻求与捐助方的合作。

3.9 关于利用医疗服务进行前列腺癌筛查的回应

在深度访谈中，受访者列举了未接受前列腺癌筛查的几个原因，包括没有症状、认知有限以及时间限制。例如，一名42岁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我从未感到不适，所以觉得没有必要筛查。” 另一名38岁的男性说：“我不知道哪里可以进行免费的前列腺癌筛查。” 尽管如此，许多人在了解到年龄是风险因素后，表达了未来愿意筛查的意愿。一名45岁的男性说：“如果筛查免费且离家近，我会去。” 然而，也有一小部分人（8.5%）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和时间限制而表示不愿意。

3.10 关于医疗服务和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的关键知情人访谈

3.10.1 前列腺癌筛查服务的提供

关键知情人（包括医疗保健提供者和社区卫生志愿者）报告称，由于缺乏检测试剂盒和资金，穆库鲁的大多数公立机构不提供前列腺癌筛查。只有少数私立机构提供PSA检测，且需要付费。许多医疗工作者缺乏关于前列腺癌筛查规程的培训。观察清单也证实了大多数机构中筛查设备、PSA测试和宣教材料的缺失。一些提供者指出，卫生部和其他机构将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置于前列腺癌筛查之前。关于前列腺癌的信息通常只在针对疑似病例的一对一咨询中分享，而这些病例往往被转诊至姆巴加西县医院或肯雅塔国家医院。

3.10.2 前列腺癌筛查政策

关键知情人建议，卫生部应与捐助方合作，为全国性的前列腺癌筛查项目提供资金。他们推荐开展社区宣教活动，并制定针对低收入和农村人群的战略计划。他们强调，需要从国家到社区层面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来改善服务的可及性和接受度。

3.10.3 前列腺癌筛查服务的实施

医疗机构负责人和医务官员强调，需要提供免费、可及的筛查服务并进行专门的资源分配。他们主张对医疗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志愿者进行能力建设，类似于针对艾滋病和女性癌症的项目。然而，他们也指出，穆库鲁的公立机构缺乏用于前列腺癌筛查的特定资金或资源。

3.10.4 提供前列腺癌筛查服务面临的挑战

公立机构面临重大挑战，包括缺乏购买PSA试剂盒和设备的预算，以及没有明确的实施计划。文化信仰、污名化、恐惧以及男性不良的健康寻求行为也被认为是障碍。大多数知情人同意，与捐助方和卫生组织（包括卫生部）建立伙伴关系，对于制定应对这些挑战的战略计划至关重要。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整合定量与定性方法，考察了影响穆库鲁非正式定居点30-64岁男性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的因素。总体筛查接受度极低（3.5%），这与肯尼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他研究报告的3-4%的低筛查率一致，尽管人们对前列腺癌有中等程度的认知。

研究发现，该人群的筛查行为主要受认知相关因素和行为因素塑造，而非社会人口学特征。卡方和逻辑回归分析均证实，对筛查服务的知晓度、知晓前列腺癌是可管理的、以及对风险因素的了解，是筛查接受度最强有力的预测因子。尽管大多数参与者居住在医疗设施附近，但物理可及性并非主要障碍；真正的障碍在于服务本身的不可用（公立机构缺乏，私立机构收费）、缺乏认知以及高昂的自付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或家庭收入与前列腺癌筛查接受度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然而，教育水平与筛查接受度显著相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更有可能接受筛查，这凸显了健康素养在预防行为中的作用。低收入成为一个显著的准入障碍，大多数受访者月收入低于1.5万肯尼亚先令，而私立机构的筛查费用约为1000肯尼亚先令（约6.5美元），这种经济约束加之缺乏医疗保险，很可能导致了低筛查率。

定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系统性和行为层面的障碍。关键知情人访谈指出，公立设施普遍缺乏PSA试剂盒、资金和受过培训的人员，政策上缺乏针对前列腺癌筛查的专项资金和实施计划。行为上，男性中存在的恐惧、污名化以及“无病不就医”的被动健康寻求模式，也是重要阻碍。医疗提供者通常只对有症状的男性提供筛查建议，反映了被动式而非预防式的医疗模式。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研究发现男性的筛查意愿很高（88%），尤其是在提供免费且便捷服务的情况下。这表明，通过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解决认知和服务可及性问题，有很大潜力提高筛查率。研究强调，需要采取多层面策略：在个人层面，加强针对40岁以上男性的社区健康宣教，提高对前列腺癌可管理性、风险因素和筛查方法的认知；在卫生系统层面，增加公立机构免费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对卫生工作者进行能力培训，并将前列腺癌筛查整合到现有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中；在政策层面，需要明确的实施指南、专项资金以及与其他疾病的筛查项目（如HIV、宫颈癌）进行整合。

该研究的优势在于采用了混合方法，结合了广泛的社区调查与深入的知情人访谈，提供了全面的视角。然而，其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和社会期望偏倚，且研究仅限于一个非正式定居点，结论推广到其他环境需谨慎。此外，样本中包含了相当比例（46.5%）年龄在40岁以下的男性，这部分人群通常不是指南推荐的筛查对象，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观察到的低筛查率。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前列腺癌筛查推广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它明确指出，提升筛查率不能仅仅依靠个体意识的提高，还必须同步解决卫生系统在服务提供、资源分配和政策支持方面的结构性短板。未来的干预措施应同时瞄准认知提升、服务可及性改善和费用减免，才能在类似穆库鲁这样的社区有效推动前列腺癌的早期发现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