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Medical populism and local governm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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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公共卫生危机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地方政府的政治行为。研究人员以“医疗民粹主义”为理论框架，聚焦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菲律宾，剖析了三例地方政治人物如何利用推广蒸汽吸入疗法、伊维菌素及反对面罩强制令等事件，挑战国家政策、塑造自身领导力。研究表明，这些行为通过戏剧化危机、提出知识主张、制造“民众”与“精英”对立，得以绕过或质疑科学证据。文章不仅揭示了医疗民粹主义在一国内部的多元表现形式，也强调了卫生危机中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动态关系的重要性，为理解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政治提供了新视角。
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不仅考验着各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更将各国的政治领导人推向了风口浪尖。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许多国家领导人采取了引人注目的应对方式，其中一种被学者称为“医疗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尤为突出。这种风格通常表现为将“人民”与“精英”对立起来，简化复杂问题，并利用戏剧化的表演来应对危机。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称“消毒剂注射”到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对疫情的轻描淡写，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言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大量关注和研究。然而，一个关键但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在国家领导人之下，那些省长、市长、地方议员们，他们在疫情期间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仅仅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还是也会利用疫情进行自己的政治表演，甚至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组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国家菲律宾。在时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领导下，菲律宾的疫情应对初期曾试图淡化危机，随后转向严厉的封锁和其它威权措施。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本研究以菲律宾为案例，深入探讨了在大流行的最初两年里，地方层级的政治人物如何利用“医疗民粹主义”的策略来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并与国家政策进行博弈。通过深入分析三个具体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在国家级领导者之外，医疗民粹主义如何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呈现多元形态，以及国家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关系。这项研究发表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上，为我们理解卫生危机中的政治动力学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为了深入探究地方层面的医疗民粹主义，研究人员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结合质性内容分析。他们精心选择了发生在菲律宾大流行最初两年间的三个代表性案例，涵盖了不同的政治角色（省长、市长、国会议员）和地理区域。研究的经验材料来源于对政治演讲、社交媒体帖子的转录文本，以及2020年3月至2022年6月期间来自主流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这些媒体材料被系统收集并存入NVivo 12数据库进行分析。研究采用了基于用户的抽样方法，并通过在特定新闻网站上进行关键词搜索来确保材料的覆盖面和相关性。在分析过程中，研究人员遵循了演绎法，依据医疗民粹主义的三个关键属性（简化、戏剧化、制造分裂）对材料进行编码和分析，最终以叙述性案例研究的形式呈现研究发现。
3.1 宿务省长格温多琳·加西亚的“Tuob”处方
格温多琳·加西亚是菲律宾宿务省的省长。在疫情早期，当宿务省已有超过2000例确诊病例时，她公开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2020年6月，她通过视频和备忘录，公开推荐并“要求”其政府雇员每天进行两次“tuob”（一种传统的蒸汽吸入疗法）。这一建议立即遭到了当地13个医疗团体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反对，他们警告称蒸汽吸入可能导致病毒“气溶胶化”并增加传播风险。然而，加西亚态度强硬，对提出批评的医生表示失望，并宣称她是在为民众提供一种替代方案。尽管遭到主流医学界的普遍反对，加西亚的推荐却得到了部分地方官员和民众的支持，有城市甚至开始分发“tuob工具包”。研究表明，加西亚通过诉诸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巧妙地利用了宿务与首都“帝国马尼拉”之间的文化对立，以及“民众”与医疗建制派之间的分歧，从而在科学共识尚未形成的时期，将自己塑造成了理性与传统的代言人。尽管因疫情应对面临政治和法律挑战，她的政治资本并未受损，在2022年以创纪录的票数成功连任。
3.2 两位国会议员推广伊维菌素
2021年初，菲律宾遭遇了最严重的疫情高峰。就在此时，抗寄生虫药伊维菌素（Ivermectin）开始流行。国会议员迈克尔·德芬索和罗丹特·马科莱塔，这两位杜特尔特政府的盟友，开始在首都地区免费分发伊维菌素胶囊。他们声称无法坐视官僚机构阻碍民众获得“药物辅助”，并错误地引用了WHO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立场来支持其行为。与“tuob”案例类似，菲律宾卫生部（DOH）和菲律宾医学会（PMA）迅速发出警告。但与加西亚案例不同的是，杜特尔特政府对此表现出更大的容忍甚至支持，总统本人也表示不会阻止愿意“赌一把”的人使用该药。此外，一个名为“菲律宾关注医生与公民组织”（CDCP）的团体和一些“非正统”医学权威也公开支持伊维菌素，为国会议员的行为提供了知识背书。研究人员发现，这一案例清晰地展示了“药物救世主主义”的政治表演，即政治行为体推广“神药”作为健康危机的解决方案。在政治联盟和“非正统医学权威”的支持下，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未能完全阻止该药物的广泛使用。
3.3 马尼拉市长伊斯科·莫雷诺反对面罩强制令
时任马尼拉市长的伊斯科·莫雷诺是首批公开反对全国性面罩强制政策的地方官员之一。2021年5月，他认为面罩只是增加了公众的额外开支。他的提议遭到了政府首席传染病专家埃德塞尔·萨尔瓦尼亚和卫生部长弗朗西斯科·杜克等高级别官员的反对，后者引用《柳叶刀》等期刊文章来为政策辩护。然而，莫雷诺并非孤军奋战，一些医生和专家也对面罩政策的科学依据提出质疑。随着2022年大选临近，莫雷诺于2021年11月8日发布行政命令，在马尼拉市（医院除外）将面罩佩戴改为自愿。此举直接挑战了国家政策，总统发言人随即宣布该命令“无效”。莫雷诺则援引《地方政府法典》进行反击，强调地方行政长官有权为民众福祉做出决定，从而挑明了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歧。最终，一周后，国家政府发布了新命令，撤销了面罩强制令。研究表明，莫雷诺利用公众对面罩日益增长的厌倦情绪和对腐败的指控，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民粹主义表演，制造了威权政府与厌倦限制的民众之间的对立。
4.1 医疗民粹主义的多元性
本研究的三个案例表明，地方政治人物都遵循了医疗民粹主义的基本模式：提供简易方案、制造民众与精英的对立、进行戏剧化表演。但关键在于，他们的表演并不总是与国家政府（及总统）的政治表演保持一致。例如，加西亚是杜特尔特的盟友，却推广了被卫生部反对的“tuob”；莫雷诺也曾是内阁成员，却成为反对杜特尔特最具争议的疫情政策的最大声者之一。这揭示了医疗民粹主义在一国内部的“多元表现”，其表现形式不仅限于国家领导人，而是可以在不同政府层级上演，其动机和策略也随着疫情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变化（从寻求治疗到渴望恢复正常）而演变。
4.2 医学行为体的重要性
除了政治人物本身，医学行为体在每个案例中都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虽然主流的医学学会和卫生机构大多反对这些政治处方，但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专家或卫生专业人士（如支持伊维菌素的阿巴亚尼博士和卡斯蒂略博士）却在维持这些处方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非正统医学权威”的影响力并非菲律宾独有，在巴西和美国也能观察到类似现象。研究人员指出，这些行为催生了一种“替代科学”，它利用政治-科学的“例外状态”产生的空隙，从主流科学的边缘浮现。此外，这些运动具有跨国性，例如菲律宾支持伊维菌素的团体与国际专家网络存在联系，这进一步增强了其知识权威。
4.3 医疗民粹主义中的政府间关系
这些案例研究还表明，政治表演并不完全遵循“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简单划线。无论是作为杜特尔特盟友的加西亚，还是曾效力于杜特尔特内阁的莫雷诺，都在特定议题上挑战了国家政策。这体现了菲律宾政治中一种被称为“kontra-partido”（反对性政治）的现象，即对立政治并不完全由明确的政党界限定义，而是体现为政府内部无处不在的权力争夺。因此，医疗民粹主义的表演虽然遵循可预测的模式，但其后果因不囿于基本的政治阵线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料和影响深远。
结论，本研究通过对菲律宾三个地方政治人物在疫情期间行为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医疗民粹主义并非国家领导人的专属政治风格，它可以延伸至地方政府层级。地方政治行为体通过利用健康危机挑战中央政策、在民众与建制派之间制造分裂，来宣示自身权威。这些表演凸显了疫情应对的碎片化以及政府间关系的关键作用。尽管杜特尔特的政策具有威权色彩，但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仍然存在偏离甚至（间接）挑战其政策的政治空间，这或许为危机时期的问责制提供了一种潜在途径。研究强调了在低、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政治、流行病学和信息背景快速演变的情况下，审视医疗民粹主义、地方治理、科学权威和文化共鸣之间互动的必要性。它尤其认识到地方治理在健康危机时期的潜力与危险，包括其如何能够挑战、甚至预见和影响国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