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Spatially contextualizing the social acceptability of nature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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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欧洲生态系统恢复中社区态度评估缺乏、社会可接受性（SA）空间差异不明的问题，研究人员在丹麦哥本哈根首都区，运用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PGIS）调查了4500余名居民。研究发现，社会可接受性总体中等至较高，但随生态系统类型（沿海、淡水、农田较高，森林、城市较低）和特定价值、休闲活动（如徒步、野餐高，骑行、遛狗低）显著变化，并识别了访问限制、风险担忧等主要障碍。该研究为制定具有空间针对性和生态系统敏感性的恢复规划提供了关键依据。
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挑战，欧盟《自然恢复条例》（NRR）已于2024年8月生效，要求成员国在2026年前实施国家恢复计划，这预示着欧洲大陆的景观即将迎来一场大规模变革。丹麦作为积极响应者，规划了包括新建国家公园、大规模造林和湿地恢复在内的雄心勃勃的蓝图，这将是该国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景观转型。然而，宏大的生态蓝图若想成功落地，离不开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政策能否“深入人心”，与修复工程能否修复土壤和水体同样关键。当前的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空白：我们对于公众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如森林、农田、海岸、城市绿地）恢复措施的态度有何差异知之甚少，更缺乏对这些态度在地理空间上是如何分布的深入洞察。这就像在绘制一张生态地图时，只标注了需要修复的区域，却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情感和需求一无所知。如果忽视这种“社会可接受性”（Social Acceptance, SA）的空间脉络，再科学的规划也可能在实施中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在此背景下，一项发表于《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的研究为我们点亮了前行的路灯。由Oriol García-Antúnez、Lene Gernow、Christopher Mark Raymond、Natalie Marie Gulsrud和Anton Stahl Olafsson组成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丹麦复杂而多元的哥本哈根首都区。他们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公众对不同生态系统的恢复措施，其接受程度在空间上是如何分布的？哪些特定的自然价值（如美学价值、内在价值）和户外休闲活动与高接受度相关？而阻碍公众接受自然恢复项目的主要障碍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巧妙地运用了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ublic Participato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这一创新工具。在2024年8月至10月间，他们通过在线调查的方式，邀请了超过4500名该区域的居民参与。参与者首先在地图上标出一个自己熟悉的自然地点，并识别其主要生态系统类型（城市绿地、森林、农田、淡水或海岸）。随后，系统会向他们展示针对该生态系统的3-4项典型恢复措施（如将城市草坪变为生物多样性草地、恢复森林自然水文、限制破坏性捕捞等），请他们评价接受程度。此外，参与者还需选择在该地从事的主要休闲活动（从25项中选）以及他们认为该地最重要的五项特定社会价值（从17项中选）。对于表示不接受某项措施的参与者，研究还通过开放性问题收集了他们的理由。这项设计将抽象的态度与具体的地理位置、个人体验紧密联系，构建了一个丰富且可空间化分析的数据集。
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PPGIS在线问卷调查，于2024年8月至10月对丹麦哥本哈根首都区超过4500名居民进行数据收集。核心方法包括：1. PPGIS空间数据采集：参与者标绘熟悉地点并识别主导生态系统，随后对针对该生态系统的具体恢复措施进行接受度评级。2. 定量与空间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PCA）构建综合接受度指标，利用威尔科克森检验（Wilcoxon test）比较不同生态系统间的差异。将调查数据聚合到500m和2500m网格进行空间可视化与建模，并使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特定价值、休闲活动与接受度在空间上的关联。3. 定性内容分析：对参与者提供的开放文本障碍陈述（n=535）进行归纳式内容分析，通过开放式编码和轴向编码，提炼出阻碍接受度的主要主题和具体障碍，并进行跨生态系统比较。
研究结果
1. 社会可接受性在生态系统类型间并不均衡
总体而言，公众对自然恢复的社会可接受性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中位数=4，对应5点李克特量表中的“同意”）。然而，不同生态系统间的差异极为显著。沿海、淡水和农田（田野）生态系统获得的接受度最高。相比之下，森林和城市（及休闲绿地）生态系统的支持度则较低。具体到措施，在森林中通过大型食草动物“野化”来打开林窗、恢复森林自然水文，以及在城市中用生物多样性草地替代修剪草坪，是接受度最低的几项措施。而禁止海洋破坏性捕捞、恢复草地和牧场等文化景观，以及在农田中保护篱笆和野花带等过渡性生境，则最受欢迎。
2. 社会可接受性的空间分布模式
当将接受度数据空间化，在2.5 km × 2.5 km的网格上聚合后，清晰的区域模式得以呈现。高接受度区域主要集中在北部和南部的海岸带、哥本哈根市郊低密度住宅区和森林地带，以及城市之间的集约化和粗放式农田区域。而低接受度区域则突出体现在哥本哈根、希勒勒德等城市周边的城郊森林，以及哥本哈根北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花园和森林。对城市生态系统而言，其内部接受度也呈现从密集城区向城市外围渐增的扩散模式。
3. 特定价值和户外休闲活动是接受度的关键关联因素
逻辑回归模型（500m网格）揭示，地点承载的休闲活动和被赋予的特定价值，能显著预测该地恢复措施的接受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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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接受度正相关的休闲活动包括：放松与日光浴、游泳与水上运动、徒步、烧烤以及狩猎或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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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接受度相关的休闲活动则包括：骑马、山地自行车和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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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接受度正相关的特定社会价值主要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即野生动植物和栖息地价值），同时美学价值、调节价值（如气候调节、水净化）和感官体验价值也呈现正面关联。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则显示出负面但未达显著水平的趋势。
4. 阻碍自然恢复的多元障碍
对535条开放式障碍陈述的定性分析，归纳出六大类、共计17种具体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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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冲突：这是最突出的障碍，包含对区域“竞争性使用”（36.51%）的担忧（如恢复措施可能破坏冲浪条件）和“访问受阻”（18.52%）的顾虑（如步道被淹、无法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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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与景观持久性：包括对景观“外观改变”（9.00%）的不适（如森林失去原有特征）、对“文化遗产”（6.08%）遭受威胁的忧虑（如历史花园风格被改变），以及对“管理不足”（1.32%）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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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有效性：公众质疑恢复措施的生态效果，包括担心“扰乱自然平衡”（5.56%，主张“无为而治”）、“引发负面反馈循环”（4.23%），认为措施“选址与尺度不当”（13.23%，如城市区域应优先保障休闲），或对“结果存疑”（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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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负服务：涉及对“人类”（6.88%）的风险（如蜱虫增多、安全隐患）、对“经济”（2.91%）损失的担忧（如影响土地所有者收益）、对“动物福利与伦理”（4.50%）的关注（如围栏内动物的福祉），以及对“基础设施”（5.56%）受损的惧怕（如洪水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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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包括对“政策侵扰性”（0.53%）的反感，以及对措施“可行性”（7.15%）的质疑（如当地条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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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现状：部分人（14.29%）认为“现状已很好”，无需改变。
跨生态系统比较显示，使用冲突和美学障碍在城市生态系统中更突出，而对措施有效性的质疑则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更为常见。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在区域尺度上，对五种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恢复社会可接受性进行了综合、空间化的评估。其核心结论是：社会可接受性高度依赖于情境，并随生态系统类型和空间位置呈现系统性差异。这一发现对即将全面铺开的欧盟及丹麦国家恢复计划具有直接的政策启示：沿海、淡水及农田生态系统的恢复可能更容易获得公众支持，从而可考虑优先推进；而在森林和城市绿地推行恢复时，则需格外关注并积极应对潜在的公众阻力。
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影响社会可接受性的关键机制。一方面，人们对地点的价值赋予至关重要。那些因自然本身内在价值、美学或调节功能而被珍视的地点，更可能支持恢复。另一方面，人们的使用方式塑造了其态度。依赖特定、难以替代的设施或体验的休闲活动（如山地自行车、骑马），与较低的接受度紧密相关，这体现了恢复目标与现有休闲实践之间的“空间竞争”。从障碍分析中可以看出，公众的担忧是具体而多维的，远非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涉及访问权、安全性、经济损益、文化遗产、动物福利乃至对生态干预理念的根本分歧。
因此，该研究强调，成功的自然恢复规划必须是“地方特异性”和“生态系统敏感性”的。它不能仅仅是一份技术蓝图，更需要成为一个社会过程。研究者倡导的PPGIS方法，正是一种能够将居民的空间化感知、价值和潜在冲突“可视化”并整合进规划决策的强大工具。这有助于管理者提前识别“热点”和“痛点”，设计更具包容性的恢复方案（例如，为高冲突活动提供替代场地），并开展有针对性的沟通，解释措施的必要性、有效性及对文化遗产的考量。最终，提升社会可接受性的关键在于，在恢复生态系统的同时，理解并尊重人与地方之间复杂的情感、价值和使用联系，在生态必要性与社会需求之间寻求明智的平衡。唯有如此，面向未来的景观转型才能在生态上可持续，在社会上也根基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