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Drivers of Local Communities’ Behavioural Intentions to Conserve the Hooded Vulture in the W Transboundary Biosphere Reserve, West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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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西非贝宁W跨境生物圈保护区内极度濒危的冠秃鹫的保护困境。尽管社区保护倡议众多，但因对影响社区参与保护的因素理解不足，成效有限。为此，研究人员扩展了计划行为理论，整合物种特异性知识，通过调查439名受访者并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探究了影响当地社区保护冠秃鹫行为意愿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对冠秃鹫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普遍认可其保护重要性。保护意愿主要由感知行为控制、物种知识和社会规范所驱动，而非直接由态度决定。该研究揭示了在人类主导的景观中进行有效保护需超越单纯提高认知，转而强化感知行为控制并解决社会经济结构性约束，为濒危物种的社区保护策略提供了关键的实证依据和理论洞见。
在西非广阔的稀树草原与农田交织的景观中，生活着一种名为冠秃鹫的鸟类。它身披褐色羽毛，头部裸露的皮肤呈粉红色，是自然界高效的“清道夫”，默默承担着清理动物尸体、防止疾病传播的重要生态功能。然而，这个看似强大的物种，如今却站在了灭绝的边缘，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在贝宁的W跨境生物圈保护区周边，人类与冠秃鹫长期共存，关系复杂而深刻。一方面，秃鹫是当地文化、民俗和仪式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腾；另一方面，它们也持续面临着来自人类的直接威胁，如盗猎、栖息地丧失，以及为传统信仰和医药目的而进行的捕杀。
尽管围绕保护区内冠秃鹫的社区保护项目并不少见，但保护成效往往差强人意。一个核心的挑战在于，保护工作者们并未完全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或阻碍着当地社区采取实际行动来保护这些鸟类。是人们对秃鹫的看法不够正面？还是社区里缺乏保护的社会氛围？又或者，人们即使想保护，也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为了解决这些谜题，一项由贝宁帕拉库大学的研究团队领导的研究深入当地社区，旨在揭开影响人们保护冠秃鹫意愿的“黑箱”。
这项研究发表在国际期刊《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上。研究团队没有停留在简单的问卷调查，而是运用了一个来自社会心理学的强大理论框架——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意向主要由其对行为的态度、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以及对自己执行行为能力的信心所决定。研究人员进一步扩展了这个模型，特别加入了“物种特异性知识”这一关键变量，以更精准地捕捉在贝宁W保护区这一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影响社区保护意愿的复杂因素。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在2023年8月至9月期间，对保护区周边四个市镇的24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他们采用了目的性抽样方法，重点访谈了那些对冠秃鹫有直接知识或经验的人群，包括牧民、屠夫、农民、商人、传统治疗师以及保护区工作人员，最终共获得439份有效问卷。数据分析采用了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这是一种适合检验复杂理论模型和关系的方法。
研究团队运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来开展这项研究：
首先，他们设计了包含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的半结构化问卷，用于系统收集受访者的人口学信息、对冠秃鹫的知识、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行为意向数据。其次，在数据收集环节，他们使用了展示六种秃鹫的海报来辅助受访者识别冠秃鹫，以评估其物种知识水平。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和确认测量模型（即问卷题目是否能有效代表知识、态度等理论构念）的结构效度和信度。最后，也是核心的分析方法，是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 来检验所提出的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经济状态、知识、态度、社会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最终影响保护行为意向。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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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认知与意愿概况：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见过冠秃鹫，并对其种群下降趋势有感知。他们对盗猎和栖息地丧失等主要威胁有较高认知，但对比之下，对中毒、竞争和触电等威胁的了解很少。高达88.8%的受访者知晓基于信仰的仪式性用途。尽管态度总体积极，但只有18.7%的人有过直接参与保护行动的经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达了保护意愿，但具体到不同行为，意愿强度差异巨大：放弃盗猎和参与宣传的意愿很高，而放弃信仰用途和减少导致栖息地丧失的农作实践的意愿则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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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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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状态的影响：较高的社会经济状态对提高物种知识和形成积极态度有正面作用，但对感知行为控制有负面影响，即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反而觉得采取保护行动更困难。社会经济状态对社会规范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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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为意向的驱动因素：保护行为意向最主要的预测因素是感知行为控制，其次是物种特异性知识和社会规范。而个人态度并未显示出对行为意向的显著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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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态度的交互作用：一个关键发现是，态度和知识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这意味着，对于知识水平更高的个体，其积极态度对增强保护行为意向的作用更为明显。知识充当了态度转化为意向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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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的具体影响：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揭示了更细致的图景。例如，年轻受访者的物种知识水平较低；收入越高，知识水平反而越低，但高收入与更强的感知行为控制感相关。在行为意向上，收入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教育水平则有正向影响。农民、牧民等职业以及年轻群体，其行为意向得分相对较低。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清晰地表明，在W跨境生物圈保护区周边社区，推动人们保护冠秃鹫的意愿，主要并非源于他们对秃鹫的简单好恶，而是基于他们对秃鹫的了解深度、所感知的社区压力，以及最重要的——他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实施保护行动的自信程度。
这挑战了“只要改变态度就能改变行为”的简单假设，揭示了在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生计背景下存在的“态度-行为鸿沟”。社区成员可能欣赏秃鹫的生态价值，但由于强烈的文化传统、有限的替代生计选择，或感觉保护行动超出个人能力范围，而难以改变既有行为。
该研究的核心启示在于，有效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秃鹫保护策略，必须超越传统的、单一的知识普及或意识提升活动。未来的保护实践需要采取一种“组合拳”式的综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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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社区，增强控制感：通过提供技能培训、资源支持或共创解决方案，切实增强社区成员实施保护行为的能力和信心，这是撬动行为改变最有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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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支持性的社会规范：利用社区中有影响力的成员，如长者、领袖，公开倡导保护，将保护秃鹫塑造为一种受到社区赞许的、习以为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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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有针对性的知识传播：不仅要传播秃鹫的生态知识，更需要有针对性地解释特定威胁（如中毒的危害）和可行的替代方案，特别是要触及与传统文化实践相冲突的领域，促进知识与传统智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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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并解决结构性障碍：必须认识到，贫困、土地权属不清、缺乏替代收入来源等深层社会经济约束，是阻碍保护意愿转化为持久行动的根本原因。保护项目需要与民生发展相结合，探索互利共赢的路径。
这项研究不仅增进了我们对人类主导景观中保护行为驱动机制的理解，也为全球范围内濒危物种，特别是那些与文化实践紧密交织的物种的保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和实践指南。它提醒我们，成功的保护必然是深入了解人、并与人共同设计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