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四国全科医生的抗生素耐药性认知与处方行为研究

《Molecules》：Antibiotic Resistance Awareness and Prescribing Behavior Among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Kazakhstan, Kyrgyzstan, Uzbekistan, and Tajikistan Yuliya Semenova, Kamila Akhmetova, Shakhnoza Rakhmatullaeva, Makhbuba Muminova, Dilafruz Fakhriddinova, Kenesh Dzhusupov, Asel Kanymetova, Damira Ashyralieva, Mukhabbat Saidova and Zaituna Khismetova + 2 authors

本研究针对中亚地区抗生素耐药性（AMR）研究的匮乏现状，聚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全科医生（GPs），通过一项纳入1231名医师的问卷调查，系统评估了其抗生素耐药性认知、处方行为与知识缺口。结果显示，尽管医生普遍意识到自身处方行为会影响本地AMR发展，但存在对“延迟抗生素处方”策略认知不足、受患者需求驱动处方等问题。绝大多数医生表达了对更高质量临床实践指南的强烈需求。研究强调了通过加强指南可及性与继续专业教育来促进该地区合理用药的迫切性。

　　

在当今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抗菌素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如同一场“静默的海啸”，正悄然威胁着现代医学的基石。据预测，若不加以控制，到2050年，每年将有约191万人直接死于细菌耐药性。这场危机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是人类医疗、畜牧农业等各领域对抗生素的滥用与误用。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一体健康（One Health）”理念应运而生，它强调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间的紧密关联，呼吁跨部门协作共同遏制耐药性蔓延。

在人类医疗体系中，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坚力量，往往是感染患者的第一接触点。他们的处方行为，如同控制抗生素流向的“水龙头”，对AMR的传播有着直接影响。然而，尽管全球已有大量关于全科医生处方行为的研究，但来自中亚地区——这片拥有相似医疗服务体系遗产的土地——的证据却十分稀缺。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空白，由Yuliya Semenova, Kamila Akhmetova, Shakhnoza Rakhmatullaeva, Makhbuba Muminova, Dilafruz Fakhriddinova, Kenesh Dzhusupov, Asel Kanymetova, Damira Ashyralieva, Mukhabbat Saidova 和 Zaituna Khismetova等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在《Antibiotics》期刊（注：用户问题中提及的《Molecules》有误，实际发表期刊为《Antibiotics》）上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首次全面描绘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全科医生的抗生素耐药性认知与处方行为图景。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横断面在线问卷调查。研究样本来自上述四国的全科医生，通过其所在国的专业医学协会邀请参与。最终共有1231名医生完成了有效问卷，其中包括来自哈萨克斯坦的469人、吉尔吉斯斯坦的274人、乌兹别克斯坦的369人和塔吉克斯坦的119人。问卷内容涵盖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对AMR相关性的认知、处方行为、与患者的沟通策略以及信息获取来源等多个维度。数据分析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以及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以探究与正确识别抗生素处方指征相关的因素。

研究结果

1. 对AMR的认知与相关性感知

大多数医生（71.1%）承认，他们的抗生素处方行为会影响本地区AMR的发展。然而，对于需要跨所有部门采取协调行动的“一体健康”方法，认知度极低，仅有2.1%的参与者提及。在塔吉克斯坦，高达71.4%的医生认为AMR与他们的日常实践高度相关，且该国有31.9%的医生报告每天都会接触携带多重耐药菌（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的患者，这可能解释了其更高的风险感知水平。

2. 处方行为与知识

在处方策略方面，“延迟抗生素处方”（即开具处方但建议患者观察症状后再决定是否取药）对27.1%的医生而言是未知的概念。在已知该策略的医生中，使用频率也普遍不高。导致不必要的抗生素处方的最常见驱动因素是患者不依从性（27.2%）和患者对抗生素的需求（22.8%）。在判断何时应启用抗生素时，只有“伴有大量脓痰和呼吸困难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加重”是符合指南的指征，但仅有部分医生能准确识别。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年龄更大、在乌兹别克斯坦执业、在城市地区工作、每日接诊20名或以上患者以及使用实践指南，是与更准确地识别处方指征相关的积极因素。

3. 医患沟通与信息需求

超过半数的医生表示会经常或非常频繁地与患者讨论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不进行此类讨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时间（43.2%）和认为患者缺乏兴趣（28.3%）。在塔吉克斯坦，36.9%的医生将原因归结为自身知识不足。临床实践指南是医生们最常使用的关于抗生素治疗和耐药性的当前信息来源（占20.4%的回应），其次是继续专业教育（15.9%）和教科书（14.1%）。高达94.4%的医生表示需要额外的信息资源来支持更合理的处方，其中最迫切的需求是更高质量的临床实践指南（22.5%）以及对现有指南的更好可及性（17.7%）。数字技术资源并非首选。

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揭示了中亚四国全科医生群体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对AMR威胁的普遍认知，另一方面则是重要的知识缺口和非理想化的处方行为。研究结论指出，尽管对AMR的认知度总体较高，但与抗生素误用和滥用相关的挑战依然存在。一个关键的发现是，临床实践指南既是当前最主要的信息支柱，也是未来最迫切的需求所在。这突显出加强指南的传播、可及性及其质量的重要性。

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这些发现。结果与中亚地区既往有限的研究相互映照，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早期研究也报告了对延迟处方策略和指南的认知不足。研究指出，中亚地区“监测（Watch）”类抗生素（如环丙沙星）的高消费和注射剂型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其医疗体系的历史遗留特点。女性医生在受访者中占主导地位，这与该地区医学职业女性化的历史趋势一致，而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性别与更好的处方知识相关，这可能对处方行为产生潜在影响。

此外，讨论也承认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在国家间分布不均、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倚、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673处于边界可接受水平，以及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等。尽管如此，作为该区域的首批系统性研究之一，它为进一步探索和干预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理解中亚地区初级卫生保健中的抗生素处方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基准数据。它强烈表明，在该地区推行协调一致的干预措施具有巨大潜力。通过加强抗菌药物管理（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特别是通过持续的医学教育、改善高质量临床指南的可及性以及支持符合伦理的处方实践——有望推动更合理的抗生素使用，从而减轻这片土地上日益增长的抗生素耐药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