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RAS Open》：Determinants of Early Skeletal Relapse After SSRO Advancement in High-angle Patients with Mandibular Retrognathia: A Retrospec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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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下颌后缩高角患者接受矢状劈开升支截骨术（SSRO）前徙术后早期骨性复发的决定因素。研究者采用多变量回归分析发现，手术前徙幅度是复发的首要独立预测因素，而术前FMA及同期颏成形术则无显著独立影响。该结果提示临床医生在治疗此类患者时应更审慎地控制前徙距离，为优化手术方案、提高长期稳定性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想象一下，外科医生为矫正一位“小下巴”患者的下颌后缩，精心实施了手术，希望带来一个美观稳定的新面容。然而，术后几个月，原本前移的下巴又悄悄地、不情愿地向后退缩——这种令人沮丧的现象，在正颌外科中被称为“骨性复发”。尤其在“高角”（即面型更显狭长）的骨骼形态患者中，复发的潜在风险常常让医生在制定手术计划时更加谨慎。矢状劈开升支截骨术（SSRO）是矫正下颌后缩的经典术式，但术后复发仍是临床上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长期以来，哪些因素真正导致了复发，一直存在争议。多数研究将矛头指向手术前徙的幅度，认为前徙越多，复发风险越高。然而，像下颌骨开张的角度（Frankfort mandibular angle, FMA）这类骨骼模式特征，以及是否同期进行颏成形术（即下巴的轮廓手术），它们的作用到底是“主犯”还是“从犯”，抑或是“无辜者”？文献中的证据并不统一。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日本藤田医科大学的Hiroshi Nishioka、Makiko Yamauchi、Suguru Kondo、Yoshikazu Inoue、Takayuki Okumoto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研究，专门聚焦于高角下颌后缩患者，旨在量化分析手术前徙幅度、FMA以及颏成形术三者对术后早期骨性复发的独立贡献。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了《JPRAS Open》上。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研究者回顾了2020年至2024年间于藤田医科大学同一医疗中心连续收治的37名接受SSRO手术的下颌后缩患者。他们收集了患者术前、术后一周及术后六个月的标准化头颅侧位X线片，利用Frankfort水平面（FH）和通过Sella点垂直于该平面的参考面，精确测量了下颌骨关键标志点（B点、颏前点、颏下点）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位移变化。研究者将术后一周相对于术前的位移定义为“手术前徙”，而将术后六个月相对于术后一周的位移（通常为向后、向上）定义为“骨性复发”。统计分析上，他们构建了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将手术前徙幅度、是否行颏成形术、术前FMA作为解释变量，分别评估它们对各个测量点复发情况的影响。此外，还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检验“前徙幅度×FMA”及“前徙幅度×颏成形术”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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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与手术特征： 研究共纳入37名患者，其中36名为女性，平均年龄28.6岁，平均FMA为37.0°，证实这是一个以高角病例为主的队列。21名患者接受了单纯的SSRO，其余16名患者则同期接受了颏成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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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测量结果： 术后六个月，所有测量点均观察到复发。例如，在B点的水平方向上，平均复发量为-1.6毫米（即向后移动1.6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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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分析显示，手术前徙幅度是术后骨性复发唯一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子。无论是在B点的水平和垂直方向，还是在颏前点与颏下点的水平方向，更大的前徙量都与更显著的复发相关（所有p < 0.05）。相比之下，术前FMA以及是否行颏成形术，在任何测量点上均未显示出独立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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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交互作用分析： 尽管“前徙幅度×FMA”或“前徙幅度×颏成形术”的交互项在统计学上不显著，但通过数据可视化呈现，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趋势：在更高的FMA（40°）下，预测的水平复发-前徙斜率比在较低FMA（30°）时更陡峭。这提示，在高角骨骼模式中，前徙幅度对复发的影响可能被放大，尽管本研究因样本量有限未能确证此交互作用。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在下颌后缩患者SSRO术后6个月的早期随访中，下颌前徙的幅度是骨性复发的最主要决定因素。这一发现与既往认为手术移动量是最可重复的复发预测因子的研究一致。更大的前徙意味着周围软组织张力增加和颞下颌关节负荷改变，这些都可能导致术后的骨骼重塑与不稳定。而术前FMA和同期颏成形术在本研究的多元分析模型中并非显著的独立预测因子。这一结果部分澄清了争议，表明至少在高角患者中，骨骼形态本身（FMA）和下巴轮廓的附加手术（颏成形术）可能不是导致早期复发的直接、独立的“元凶”。
然而，研究者在探索性分析中观察到的趋势——高FMA（40°）下，复发量随前徙幅度增加的速率更快——值得高度关注。这意味着，骨骼模式（FMA）可能作为一种“效应修饰因子”，改变了前徙幅度对复发的影响程度。换言之，对于高角患者，即使相同的前徙距离，其引发的复发“反应”可能比非高角患者更剧烈。尽管受限于样本量，这一趋势提示我们，在面对高角患者时，临床决策需更加审慎。
在临床实践中，本研究结果强化了“控制前徙幅度是预防复发的关键”这一理念。特别是对于高角患者，作者所在机构通常将前徙量限制在5毫米以内，因为他们的数据分析显示，超过约5毫米的前徙与临床相关复发（≥2毫米）的风险增高相关。虽然有些文献认为7毫米以下的前徙是安全的，但这些阈值可能更适用于非高角病例。因此，对于下颌后缩合并高角的患者，采用更保守的前徙策略可能是明智的。此外，研究中未发现颏成形术会加剧不稳定性的证据，这为临床医生在满足美学需求时同期进行颏成形术提供了安全性支持。
最后，研究者也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有限、人群女性占绝大多数、随访时间仅为早期（6个月）以及使用了二维的头影测量等。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大的队列、三维成像技术和更长期的随访，以更全面地阐明这些复杂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长期稳定性的影响。
总之，这项研究证实了在早期随访中，下颌前徙幅度是高角患者SSRO术后骨性复发的主要驱动因素，而FMA和颏成形术并未显示出独立的显著影响。但高FMA可能强化了前徙对复发的影响，这一点为临床个体化决策和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