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ologica》：Emotion regulation variability and affective dynamics in alcohol use disorder: An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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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酒精使用障碍患者情绪调节缺损机制不明的问题，研究人员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技术，在临床患者与健康对照中探究了跨策略变异性对瞬时正、负性情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跨策略变异性在健康个体中与即时的、前瞻性的更佳情感状态相关，但在AUD患者中，它仅与情绪的短期调节有关。这为理解AUD的日常情感模式与干预提供了新视角。
想象一下，你的情绪像天气一样多变。当感到烦躁、焦虑时，你可能会尝试通过深呼吸让自己放松，或者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又或者干脆做点别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我们调节情绪常用的“工具箱”里的工具。然而，对于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与酒精依赖作斗争的人来说，这个工具箱可能不那么好使，或者他们使用工具的方式不太一样。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 AUD）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其特征之一就是情绪调节方面存在缺损。以往研究多关注AUD患者“平均而言”更少使用适应性策略（如认知重评）而更多使用不良适应策略（如反刍思维）。但现实生活瞬息万变，一个人在应对不同情绪挑战时，是否会灵活、多变地组合使用不同策略？这种策略使用的“变异性”本身，对其当下的情绪状态以及后续的情绪变化有何影响？在AUD患者和健康人群中，这种影响是否一致？这些关于情绪调节动态过程的关键问题，在传统的一次性问卷调查或实验室研究中难以得到解答。
为了探究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情感动态，波兰红衣主教斯特凡·维申斯基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Mateusz Wojtczak和Katarzyna Kucharska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采用了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这一“实时捕捉”技术，对109名临床诊断为AUD（正在接受住院或门诊治疗）的个体和106名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进行了连续7天的密集追踪。参与者每天会通过手机应用程序SEMA3收到6次提示，报告自上一条提示以来所经历的正性情感（如高兴、放松）和负性情感（如愤怒、悲伤），以及他们使用了7种常见情绪调节策略（如放松、认知重评、分心、接受、情绪投入、抑制、反刍）的程度。研究最终分析了超过7500个瞬时观察值。研究的核心是计算“跨策略变异性”，即在单次评估中，个体使用不同策略程度的差异大小，用标准差来衡量。研究者想知道，更高的跨策略变异性（即策略使用更不均匀、更多样）是否与更低的负性情感和更高的正性情感相关，以及这种关联在AUD患者和健康人中是否存在差异。为此，他们运用了多层线性模型，并分别考察了同一时段内（同时模型）和上一个时段对下一个时段（滞后模型）的影响。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期刊《Acta Psychologica 》上。
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主要运用了以下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采用生态瞬时评估（EMA）进行密集纵向数据收集，通过手机应用SEMA3对AUD临床样本和健康对照进行为期7天、每日6次的信号触发评估，采集瞬时情感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数据。其次，基于EMA数据计算核心指标跨策略变异性，定义为单次评估中7种情绪调节策略使用评分的标准差，并区分了所有策略、潜在适应性策略子集和潜在不良适应策略子集的变异性。最后，使用多水平线性模型（多层线性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纳入了个体均值中心化的预测变量、滞后因变量以控制自相关，并设置了组别（AUD vs. HC）作为调节变量，分别拟合了同时模型和滞后模型来揭示变异性与情感的瞬时及短期前瞻性关联。
研究结果揭示了跨策略变异性与瞬时情感之间复杂而有趣的关联模式，并且在AUD患者与健康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参与者临床特征
分析显示，AUD组在酒精使用严重程度（AUDIT）、焦虑抑郁症状（HADS）及渴求程度（PACS）上均显著高于HC组。在情绪调节的描述性统计上，AUD组在适应性策略的均值、所有策略及适应性策略的跨策略变异性上均显著高于HC组，但在不良适应策略的均值上低于HC组。此外，AUD组报告的平均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水平均低于HC组。
多水平模型结果
通过构建包含所有策略、适应性策略和不良适应策略变异性指标的多水平模型，并控制平均策略使用水平、情感自回归效应及人口学、临床变量后，得到了以下主要发现：
1. 负性情感的关联模式
在同时模型中，对于所有策略以及适应性策略，更高的跨策略变异性均能显著预测更低的负性情感，且这一效应在AUD组中比在HC组中更强（存在显著的变异性×组别交互作用）。对于不良适应策略，更高的变异性也与更低的负性情感相关，但效应量较小，且组间无差异。
在滞后模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所有策略和适应性策略，更高的变异性仍能显著预测HC组在下一时段更低的负性情感，但在AUD组中，这种预测作用不再显著（交互作用显著）。对于不良适应策略，更高的变异性在两组中均能预测下一时段更低的负性情感，但同样在AUD组中的效应弱于HC组。
2. 正性情感的关联模式
在同时模型中，对于所有策略，变异性与正性情感的正向关联仅在AUD组中显著。对于适应性策略，变异性在HC组和AUD组中均能显著正向预测正性情感。对于不良适应策略，变异性在两组中均与正性情感无显著关联。
在滞后模型中，差异更为明显。对于所有策略、适应性策略和不良适应策略，更高的跨策略变异性均能显著预测HC组在下一时段更高的正性情感。然而，在AUD组中，所有这三种策略组合的变异性指标，均未能显著预测下一时段的正性情感水平（存在显著的组别交互作用）。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对上述发现进行了深入阐释。本研究表明，跨策略变异性与日常情感状态的关联在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和健康个体中存在根本性的时间动态差异。
对于健康个体，研究发现更高的跨策略变异性（无论是所有策略、适应性策略还是不良适应策略子集内）不仅与同一评估时段内更低的负性情感和更高的正性情感相关，还能前瞻性地预测下一时段更佳的情感状态（更低负性、更高正性）。这支持了新兴的理论观点，即策略使用的多样性或变异性可能是适应性情绪功能的一个指标，尽管它不等同于有意图、合情境的“灵活性”。这种关联可能反映了健康个体在自然情境中更丰富、更具响应性的情绪调节模式。
相比之下，在AUD患者中，跨策略变异性的潜在“益处”似乎是短暂且局限于当下的。尽管在同时模型中，更高的变异性同样与更低的负性情感和更高的正性情感相关，甚至某些效应强于健康组，但这些关联未能延续到后续的评估时段。在滞后模型中，变异性对AUD患者下一时段的负性或正性情感均无显著预测作用。
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揭示了AUD情绪调节过程的独特性质。AUD患者，特别是在治疗早期，可能更倾向于进行以即时缓解为目的的情绪调节。他们可能频繁切换或组合使用策略以快速降低当下的痛苦（负性情感）或提升即刻的愉悦感（正性情感），这种调节模式能带来短期的情感改善。然而，由于AUD常伴有的情感处理困难、快感缺失、情绪不稳定性以及对积极情感的适应不良反应（如负性情感干扰），这种由策略变异性带来的情感提升可能难以持续，效果迅速消散，无法转化为更持久的情感状态改变。这或许反映了成瘾神经生物学中强调的，从冲动性行为向强迫性、以负性强化（缓解痛苦）驱动的模式转变。
重要意义方面，本研究首次在临床诊断的AUD样本中，使用生态瞬时评估方法考察了情绪调节跨策略变异性与瞬时情感的动态关联，弥补了该领域既往研究多基于非临床样本、横断面设计的空白。研究结果强调，理解AUD的情绪失调，不能只看个体“平均”倾向于使用何种策略，还需关注其策略使用的动态模式和时间特性。AUD患者并非缺乏策略或变异性，但其策略使用的变异性可能与短暂的情感缓解而非长期的适应性调节相关联。这为从“过程”而非“特质”视角理解AUD的情绪病理机制提供了新证据。尽管本研究未直接评估临床干预，但这一发现暗示，未来的治疗在帮助AUD患者扩展策略库的同时，可能需要特别关注如何将策略使用的效果延伸并稳定下来，促进从短暂的情感到持久健康状态的转化。研究也指出了未来方向，如结合情境评估、采用更精细的变异性指标、考察与渴求及饮酒行为的实时关联等，以更全面描绘AUD的日常情感调节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