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es》：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rade Flows: Evidence from the Asia-Pacific Region
Manh Hung Nguyen,
Thi Mai Thanh Tran and
Sy An P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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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18-2024年多重危机叠加导致的全球高不确定性，亚太地区贸易流量为何能展现结构性韧性？本研究利用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PPML)方法估计的结构引力模型，量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作为贸易摩擦的负向效应，并揭示了以RCEP和CPTPP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发挥的制度性“盾牌”作用。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了在极端地缘冲突期间，贸易行为发生了结构性断裂，表现为“不确定性-贸易”关系的凸U型模式，为区域供应链从“准时制”向“以防万一”的预防性囤积范式转变提供了宏观证据。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推动亚太地区迅速工业化，使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然而，这种深度一体化的结构也造就了一个“成功悖论”：贸易开放度越高，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就越大。这种脆弱性在2018-2024年这个“多重危机”时代尤为凸显，一系列全球性冲击（疫情、地缘冲突、贸易争端）接踵而至，相互叠加，从根本上扰动了全球贸易结构。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发生了质变。与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不同，2018-2024年间的EPU演变成一种以奈特式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持续性结构性冲击，即企业根本无法为未来的贸易情景分配精确概率。这种不确定性与非关税壁垒紧密相连，在“实物期权”机制下，政策不确定性飙升会显著提高“等待”的期权价值，企业会理性地推迟不可收回的出口和投资承诺。理论上，不确定性上升叠加制度复杂性，本应导致贸易萎缩。但有趣的是，实证数据却展现出一个“韧性谜题”：尽管全球不确定性高企，亚太区域内贸易流却保持强劲增长。理论与现实的碰撞，引出了三个核心研究问题：在深度依存的时代，EPU真的能成为抑制出口的“等待投资”障碍吗？参与RCEP、CPTPP这类自由贸易协定(FTA)能否成为有效的制度性“盾牌”？在面临极端地缘政治冲击时，贸易行为会发生结构性断裂吗？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针对亚太地区14个经济体的实证研究，时间跨度为2018-2024年。他们采用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PPML)方法对结构引力模型进行估计，以克服传统OLS方法在异方差和零贸易值处理上的偏误，并引入高维交互项和门槛分析，以分离制度性“盾牌”效应并检验非线性关系。
研究主要用到的技术方法包括： 1) 结构引力模型，基于微观基础量化贸易流量与影响因素的关系；2) 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PPML)估计方法，有效处理异方差和零贸易观测值，提供一致无偏的估计结果；3) 多维固定效应系统，以控制出口国-时间、进口国-时间和国家-对-时间等不可观测的多边阻力因素；4) 高维交互项分析与非线性（凸U型）关系检验，用于分离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调节效应，并识别在极端不确定性下贸易行为的结构性转变。
4.1. 实证策略
该研究运用结构重力模型框架，其核心是将双边出口额视为出口国GDP、进口国GDP、双边贸易成本（以冰山成本τij表示）以及衡量两国在贸易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内外多边阻力（πi和 Pj）的函数。研究采用PPML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该方法不取对数，从而在存在异方差时也能得到一致无偏估计，并天然容纳零贸易值。模型设定中，核心自变量是滞后一期的出口国和进口国的EPU指数（lnEPU），并通过引入EPU与自由贸易协定（FTA）哑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制度性盾牌”效应。
5.1. 基准模型结果：EPU的显著抑制效应与等待投资机制
实证结果证实了假设H1。核心解释变量（出口国EPU）的系数为-3.371，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意味着，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1%，双边出口额将平均减少约3.371%。这一发现有力支持了实物期权理论下的“等待投资”机制，表明EPU确实是一种重要的非关税贸易摩擦。该效应在区分高/低全球价值链（GVC）强度子样本的检验中呈现异质性，高GVC强度经济体对不确定性冲击更为敏感，符合“放大效应”假说。控制变量如距离、共同边界、共同语言等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符合理论预期。
5.2. 稳健性检验：FTA的制度性盾牌效应
基准结果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使用不同固定效应组合后均保持稳健。更重要的是，研究检验了假设H2。通过引入EPU与自由贸易协定（FTA）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模型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正（3.396），且高度显著。这意味着，当贸易双方同属一个FTA时，EPU对贸易的负向影响被完全抵消（净效应约为-3.371 + 3.396 ≈ 0.025，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FTA不仅仅是降低关税的工具，更起到了关键的“制度性盾牌”作用，成为可信的承诺锚，有效中和了政策不确定性的传导。具体来看，RCEP和CPTPP虽然作用机理不同（RCEP侧重“规则纠缠”的简化，CPTPP侧重深度一体化），但在为贸易提供稳定性方面均表现显著。
5.3. 非线性关系：极端危机下的结构性断裂与行为范式转变
研究通过门槛回归和非线性（二次项）设定，检验了假设H3。结果发现，在“正常”不确定性水平下，EPU对贸易有线性负向影响。然而，当不确定性超过某个阈值（如极端地缘冲突时期），这种关系发生了结构性断裂，呈现出凸U型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在不确定性极高时，贸易流量不降反增。这为宏观层面的供应链行为范式转变提供了证据：当不确定性升级到极端水平（如战争、全球封锁），企业行为会从追求效率的“准时制”（Just-in-Time）战略，转向保障安全的“以防万一”（Just-in-Case）战略。企业会增加进口以囤积货物（预防性囤积），对冲未来的供应中断风险。这种安全需求暂时压倒了效率需求，导致贸易流量在危机最深时反而出现短期增长。
7.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解构亚太贸易在多重危机下的“韧性之谜”，得出了三个核心结论。第一，EPU是实质性的贸易摩擦，其通过“等待投资”机制显著抑制贸易流动，但该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以RCEP和CPTPP为代表的现代自由贸易协定发挥了强大的“制度性盾牌”效应，能有效隔离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其作为信誉锚的价值超越了传统的关税削减功能。第三，研究发现贸易与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凸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揭示了在极端危机下，区域供应链行为发生了从“准时制”效率优化模式向“以防万一”安全最大化范式的战略性转变。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维护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与降低关税同等重要，是维持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其次，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积极参与和深化新一代、高质量的贸易协定（如RCEP、CPTPP），是构建经济韧性的重要制度基础设施。最后，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需理解供应链行为范式转变的深层逻辑，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发展更具韧性和适应性的供应链战略，以应对未来可能更为频繁和剧烈的宏观经济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