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Sexual Harassment Among Women in Higher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s a Mediator of Coping Strategies
Francisca Expósito,
M. Dolores Sánchez-Hernández,
Marta Badenes-Sastre,
Ana M. Beltrán-Morillas and
Laura Villanueva-M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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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本研究旨在应对新冠疫情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冲击，通过开发并初步测试一个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元素的心理情绪支持网站。研究通过前后测评估发现，尽管参与者普遍认为该网络平台及其资源是优质的信息来源，但在一个月的干预后，其心理压力、焦虑、抑郁症状及伴侣暴力感知方面未观察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变化。这强调了未来的远程心理干预需更精准地针对目标人群的需求和特点进行设计，以提升效果、增加满意度并减少治疗中断。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不良的心理情绪状况，包括压力、焦虑、抑郁和睡眠质量下降等问题。研究显示，在这一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女性是受疫情影响最脆弱的社会群体之一，她们经历了更严重的心理和情绪问题。与此同时，针对女性的家庭、情感和性暴力在全球范围内加倍。面对这些挑战，远程心理保健成为可行的替代方案。为了应对女性在疫情期间及之后的心理健康需求，本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网络平台。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通过网络这一便捷的渠道，为处于疫情中的女性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于是，一项旨在初步评估一个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元素的线上心理情绪支持网络平台在墨西哥女性中应用效果的试点研究应运而生。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采用前测-后测设计的准实验研究。该研究分为两个主要阶段。首先是网络平台的设计与验证。研究者开发了一个名为“Healthy”的网站，包含了压力、焦虑、抑郁和性别暴力四个专题。平台由具有研究生学位的心理学家团队创建，并遵循国际标准(ISO 9241-11)对有效性、效率和满意度的评估标准。随后，由专家和非专家评委组成的评审小组对平台内容和形式（如颜色搭配、信息可及性）进行了评估，通过使用奥斯特林德指数(Osterlind index, Iik)来获取内容效度证据，确认所有材料均达到理想参数(Iik≥ 0.87)。第二阶段是干预的初步评估。研究团队通过社交媒体招募了73名符合条件的墨西哥女性(年龄范围18-68岁，M=43.42岁，SD=12.40)参与为期一个月的项目。参与者可以访问“Healthy”平台的四个专题模块，并辅以两次时长三小时的、通过Zoom?平台进行的同步在线会话。参与者需在干预前后完成一系列心理学量表，以评估其心理状况的变化。
研究人员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应用了以下几种关键的技术方法：
- 1.
网络平台设计与验证：采用基于ISO 9241-11标准的可用性评估框架，邀请专家（心理学家、平面设计师）和非专家评委，通过8份评估量表对平台内容、格式及辅助材料（如用户手册、视频、信息图）的内容效度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
- 2.
心理学量表评估：通过电子化数据收集，使用经过信效度检验的心理测量工具，包括评估压力、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和评估伴侣间暴力经历与施暴频率的伴侣间遭受与施加暴力问卷(CVP)。
- 3.
准实验研究设计与统计分析：采用前测-后测的准实验设计。鉴于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p < 0.05)，使用非参数检验（如Wilcoxon符号秩检验）来评估干预前后各心理变量的变化，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
3.1. 平台使用情况
所有参与者均完成了四个专题模块的学习。在同步会话方面，64.4%的参与者参加了两次，19.2%参加了一次，16.4%未参加任何同步会话。参与者在平台上的平均花费时间为9.38小时，前后测评估的平均间隔时间为42.19天。结果表明，大部分参与者能够独立完成评估和模块学习，表明平台导航是直观的。仅在同步会话中有少数参与者就访问模块提出过咨询。
3.2. 参与者感知到的引发压力、焦虑和/或抑郁的情境
研究者通过问卷了解了参与者认为导致其心理困扰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观看媒体上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是参与者报告的主要压力源(42.5%)和抑郁源(35.6%)，而对未来不确定性(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则是引发焦虑的首要原因(65.8%)。
3.3. 初步干预的结果
在核心的心理变量评估中，结果显示，干预后，参与者在压力、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上没有发生统计学上的显著变化(p > 0.05)。同样，她们感知到的来自伴侣的暴力，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在各种暴力类型（心理/社会、身体/恐吓/攻击、性暴力、经济暴力）上，也都没有显著减少(p > 0.05)。这意味着，基于认知行为疗法元素的网络平台干预，在这次为期一个月的试点中，并未能有效降低目标人群的心理困扰水平或减少其所感知的伴侣暴力。
研究的结论和讨论部分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了本研究的贡献、局限与未来方向。结论部分总结指出，尽管这个网络平台及其心理教育材料未能有效改善参与者的情绪症状或减少伴侣暴力频率，但它为参与者提供了基于循证医学的心理健康知识与技术，成为了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平台及其所有数字资源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内容效度证据，并成功满足了有效性和满意度的标准。
在讨论中，作者首先指出，干预未能带来显著变化，可能与研究结束时新冠疫情仍在持续、隔离措施仍在执行有关，这些环境因素是情绪障碍和家庭暴力增加的重要诱因。接着，作者强调了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通过纳入专家和非专家评委，获得了关于网络平台和心理教育材料内容效度的满意证据。这一用户中心的设计过程，有助于将资源调整到符合参与者的偏好、兴趣和技术能力，从而可能降低脱落率并提高治疗成功率。与以往许多研究不同，本研究的平台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终端用户的反馈。
然而，本研究的干预效果与一些利用同步视频会议平台对孕妇等特定女性群体进行心理干预并报告积极效果的研究不同。作者分析认为，差异可能源于多个因素，包括治疗模式(同步、异步或混合模式)、所选技术(多成分或单一)、会话的持续时间和频率，以及目标心理变量的数量。本研究的干预可能更多地发挥了心理教育资源的作用，而非一个多成分的认知行为疗法干预本身。
研究也承认了几点局限性。首先，第一阶段支付报酬给评委可能影响了其评分。其次，参与者访问平台材料的时长可能不足以产生可测量的心理改善。再者，平台内容对每个心理社会问题的针对性可能不够深入，特别是考虑到其目标结果较为宽泛。最后，在墨西哥，远程医疗在当时并非心理护理的主要模式，这种背景以及设备获取、对在线护理的疑虑等因素，都可能限制了平台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者对未来方向提出了建议。未来的远程心理干预应更多地考虑目标人群的心理需求及其对不同移动设备的熟练程度。为确保治疗效果，有必要在正式应用前对材料和平台进行试点验证。未来的网络资源可以整合聊天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组件，以支持心理健康素养提升，但需审慎考虑其伦理边界，明确其作为教育支持工具而非心理治疗替代品的定位。最后，研究指出，针对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的社会心理技能培训方案仍然缺乏，本研究是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初步尝试。总之，该研究为未来设计更有效、更贴合用户需求的数字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和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