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Pooled prevalence and co-occurrence of diarrhea and wasting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children aged 6–24 months in East Africa: Insight from recent demographic health survey: A multilev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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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腹泻与消瘦在儿童中如何相互影响、其共同发生的风险因素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该研究基于11个东非国家的人口健康调查数据，采用多水平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儿童腹泻-消瘦共患病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非地区该人群腹泻与消瘦共患病率为11%，且与儿童年龄、性别、母亲教育水平、卫生设施、母乳喂养及时性等因素显著相关。研究成果为东非地区制定针对性的儿童健康综合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
在儿童早期的成长过程中，腹泻和消瘦是两种常见的健康威胁，而当它们同时发生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对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挑战。腹泻会加剧营养不良，导致消瘦；而消瘦状态下的儿童免疫力低下，又更容易发生腹泻并难以康复。这种“1+1>2”的危害在东非等资源有限地区尤为突出。然而，过去的研究多将两者分开探讨，对于它们同时发生（共患病）的整体情况、普遍程度及其背后的复杂影响因素，仍缺乏基于大规模人群的系统性认知。为了解决这一知识缺口，一项聚焦于东非地区6-24月龄儿童的研究应运而生，旨在揭示腹泻与消瘦共患病的流行现状与关键决定因素，为打破这一危害儿童健康的恶性循环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论文已发表在学术期刊《PLOS One》上。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以下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研究基于2016年至2023年间11个东非国家最新的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78,982名儿童（经加权处理）的大规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队列。其次，针对数据具有层次结构的特点，研究采用了多水平混合效应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以同时分析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最后，通过计算组内相关系数、中位数比值比等指标，量化并验证了不同层级因素对结局变异性的贡献，确保了模型拟合的优度和结果解释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
参与者的特征
最终分析共纳入了78,692名6-24月龄的儿童。其中，80.5%来自农村地区，50.49%为男童，96.62%为单胎出生。在国家和地区分布上，12-17月龄的儿童占比最高，而马拉维的儿童参与者占16.97%。
东非6-24月龄儿童腹泻与消瘦共患病率
研究发现，东非地区6-24月龄儿童腹泻与消瘦共患病的合并患病率为11%。然而，这一比例在不同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呈现高度异质性。其中，马拉维的患病率最高，达到17%；而津巴布韦的患病率最低，仅为3%。和 直观展示了各国患病率的差异及总体合并估计值。
随机效应模型与模型拟合度
零模型（不包含任何解释变量）的分析显示，组内相关系数为20.1%，表明腹泻与消瘦共患病在集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变异。中位数比值比为2.39，意味着从两个具有相同特征但来自不同社区的儿童中随机选取，来自高风险社区的儿童患病几率是来自低风险社区儿童的2.39倍。在纳入所有预测变量后，中位数比值比下降至1.87，说明完整模型解释了大部分的集群间变异。模型III（完整模型）的赤池信息量准则和偏差值最低，被确定为最佳拟合模型。
与6-24月龄儿童腹泻与消瘦共患病相关的因素
多变量多水平逻辑回归分析识别出了一系列与腹泻消瘦共患病风险显著相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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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风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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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个体因素：年龄更小是显著的风险因素。与18-24月龄的儿童相比，6-11月龄和12-17月龄儿童的患病风险分别高出49%和1.32倍。男童的患病风险比女童高84%。低出生体重和平均出生体重的儿童风险也更高。未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儿童，其患病风险是已接种儿童的1.6倍。未能及时（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的儿童，风险增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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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社会因素：母亲未接受过正规教育是极强的风险因素，其子女患病风险是母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的3.33倍；母亲仅接受过小学或中学教育，风险也显著升高。家庭中如有三名及以上五岁以下儿童，患病风险增加42%。使用未经改良的厕所和饮用水源，均会使风险增加47%。母亲缺乏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暴露，以及家庭认为前往医疗机构的距离是“大问题”，也被证实与风险增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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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风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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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居住地相比，农村居住地竟与20%的较低风险相关。与乌干达的儿童相比，居住在莫桑比克和卢旺达的儿童患病风险分别降低了31%和43%。相反，布隆迪和津巴布韦的儿童风险更高。此外，较年轻的母亲（15-24岁和25-34岁）其子女患病风险，相比年龄≥35岁的母亲所生子女更低。
研究结论与重要意义
本研究系统揭示，在东非地区，每11名6-24月龄的儿童中就有1人同时遭受腹泻和消瘦的双重折磨，这代表了每年超过200万儿童受到影响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研究结论强调了这是一种“协同流行”，两种疾病相互加剧，导致比单一疾病更高的死亡风险。
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在于明确了可干预的关键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风险因素集群指向生命早期（6-17月龄）、男性、低出生体重、家庭中幼儿数量多、母亲教育水平低、水与环境卫生设施差、未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以及未能及时开始母乳喂养。这些因素共同描绘出一个由生物学易感性、家庭资源限制、护理知识不足和环境暴露共同构成的脆弱性图谱。令人意外的是，研究发现农村居住和母亲年龄较轻（15-34岁）反而是保护因素。对此，讨论部分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农村地区可能因更普遍的持续母乳喂养和更强的亲属支持网络而获益；而年轻母亲可能享有更高的产前保健和机构分娩率，这些优势抵消了其通常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风险。
在国家层面，患病率与风险的巨大差异（马拉维17% vs. 津巴布韦3%；布隆迪高风险 vs. 卢旺达低风险）强烈提示，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宏观因素，如国家免疫规划覆盖率、营养政策强度、水与环境卫生预算投入以及社区卫生筹资体系（如卢旺达的结果导向型融资和社区健康保险），在决定儿童健康结局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多水平模型中国家间变异占23%这一结果，也实证了这一点。
因此，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将腹泻与消瘦作为共生体而非孤立问题进行研究，呼吁采取“协同流行”应对策略。它指出，任何有效的干预都必须超越单一的疾病控制或营养补充，转向整合性方案。这包括：强化生命早期综合干预，针对6-17月龄高发期推广轮状病毒疫苗接种、促进及时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教育；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赋能，通过提升母亲教育水平和媒体可及性来改善护理知识，并推广计划生育以优化家庭规模；夯实基础公共卫生服务，投资于改良的水源和卫生设施，同时加强基层社区卫生体系，确保服务可及性。最终，研究强调需要针对高负担国家（如马拉维、布隆迪）的具体系统弱点，定制强化政策，复制和推广如卢旺达等国的成功经验。通过这种多层面、整合式的公共卫生行动，才有可能打破腹泻与消瘦之间的恶性循环，切实改善东非地区数百万儿童的健康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