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Perceptions of Saudi parents of students with autism towar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ition plan members in implementing transition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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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沙特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学生从学校到成人生活成功转衔（transition）过程中家庭与学校角色分配不清、协作不畅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探究了家长对转衔计划实施职责的认知。研究发现，家长普遍认为学校是学术、职业与自我倡导等技能发展的首要责任方，而家庭则更多承担日常生活与社交技能的培养。这揭示了在沙特特殊教育背景下，家校协作的差异化责任模式，为优化以学生为中心的转衔服务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
从校园迈向社会，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场重要的成人礼。对于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学生来说，这场转变的挑战尤为艰巨，因为他们通常需要更系统、更持续的支持才能成功融入高等教育、就业、独立生活与社区。转衔计划（Transition Plan）正是为这一目标而设计，它像一座桥梁，连接学生的校园时光与未来的成年生活。然而，这座桥梁的稳固，不仅需要学校专业人员的铺设，也离不开家庭的积极参与。在现实操作中，一个核心问题常常浮现：在支持孩子的转衔过程中，学校和家庭各自应承担哪些具体责任？职责的模糊不清，往往导致协作不畅、计划落地困难，最终影响学生的转衔成效。
这一问题在沙特阿拉伯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尽管近年来沙特在特殊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针对自闭症学生的转衔服务，特别是其实施层面的研究，仍存在显著空白。政策与实践之间可能存在差距，服务多集中于大城市，而许多家庭则因沟通不畅、支持不足以及对自身角色的不明确，感到彷徨无助。为了弥合这些鸿沟，并为构建更高效、更协作的转衔服务体系提供证据，一项聚焦于沙特自闭症学生家长视角的研究在《PLOS One》期刊上发表了。这项研究深入探究了家长们如何看待学校与家庭在实施转衔计划时的责任分配，揭示了在沙特文化与社会结构下，家校协作的真实图景。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一种结构化的定量研究方法。他们设计并使用了基于已验证的量表和美国国家转衔技术援助中心（Nat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on Transition, NTACT）推荐实践而编制的调查问卷，并对问卷进行了严谨的翻译与文化调适，确保了其在沙特语境下的适用性与信效度。研究在利雅得和麦加两个地区，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招募了469名自闭症学生的家长（孩子正在公立学校接受特殊教育服务）作为参与者，通过网络完成了这份包含26个项目的5点李克特量表调查。研究团队随后运用了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交叉表分析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等一系列统计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以比较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教育水平、地区）下的认知差异，并探究学校与家庭责任认知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
感知的学校与家庭/家庭层面的责任水平
描述性分析显示，总体而言，家长认为学校在实施转衔计划方面承担的责任（M = 3.68, SD = 1.01）高于家庭层面（M = 3.18, SD = 0.96）。这表明，家长们普遍将学校视为转衔计划实施的主要角色。
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
参与研究的家长中，女性略多于男性（52.24%），分别来自利雅得（51.81%）和麦加（48.19%）地区。大部分家长拥有本科学历（73.88%），其余为高中学历（26.23%）。
基于家长认知的转衔技能实施排名
通过均值和标准差对各项转衔技能在学校和家庭中的责任认知进行排名后发现，总体上，学校在教授和实施转衔技能方面被认为比家庭负有更大责任。在学校层面，责任认知排名前三的技能分别是：自我倡导（Self-advocacy, M = 3.94）、学习技能（Study skills, M = 3.93）和职业技能（Vocational skills, M = 3.88）。而在家庭层面，责任认知最高的两项技能是：日常生活技能（Daily living skills, M = 3.66）和人际交往技能（Interpersonal skills, M = 3.44）。
基于性别、教育水平和地区的感知水平差异
推论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家长在转衔计划实施责任方面的感知水平，并未因家长的性别、教育水平（高中 vs. 本科）或居住地区（利雅得 vs. 麦加）而产生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虽然女性家长、拥有本科学历的家长以及麦加地区的家长在均值上略高，但这些差异的效应量（Cohen’s d）很小，不具有实际显著性。
学校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
皮尔逊相关分析揭示了一个有意义的现象：家长感知的学校整体责任水平与家庭整体责任水平之间存在微弱但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r = .21, p < .001）。这意味着，那些认为学校责任更大的家长，同时也倾向于认为家庭责任更大。这表明，家长们并非将学校和家庭的角色视为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看作一种互补的、共同承担的模式。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沙特自闭症学生家长对转衔计划实施责任的认知模式。核心结论是，家长们普遍认为学校是转衔计划实施的主要责任方，尤其是在自我倡导、学业技能和职业准备等需要结构化教学和专业指导的领域。相比之下，家庭则被视为在日常生活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等情境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认知模式反映了一种基于角色分工的“责任共享”模型，而非简单的责任均摊。
从文化和社会背景来看，这一发现与沙特乃至许多集体主义文化中，将教育系统和专业人士视为权威和正式知识主要来源的传统观念相一致。在制度层面，即使政策鼓励家庭参与，实际的转衔实施往往仍以学校为中心，这受到时间限制、专业角色边界以及家长培训机会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尽管不同性别、教育背景和地区的家长在认知上存在微小差异（例如，母亲因在日常照料和教育跟进中扮演更核心角色，其责任感知略高），但这些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影响家长认知的主要是更广泛的系统性因素，而非个人特征。
最重要的是，学校责任与家庭责任认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为构建更有效的家校协作模式提供了乐观的启示。它表明，家长并不将学校的深度参与视为对自己责任的替代或削弱，反而可能视其为一种支持和引导，从而更愿意在家庭环境中配合与强化。这支持了“以人为中心”和生态系统的转衔框架，强调了学校教学与家庭支持之间连续性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的意义是深远的。在实践层面，它呼吁沙特教育部门、学校与家庭共同努力，明确并优化各自的角色。具体建议包括：在政策层面，教育部可开发针对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职责清晰的转衔培训模块；在个性化转衔计划（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中引入“家长倡导者”角色；加强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使其掌握有效吸引家庭作为合作伙伴的策略。在理论层面，该研究为一个非西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家校协作与转衔服务实施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案例，扩展了以欧美为中心的相关文献。它表明，成功的转衔不仅依赖于完善的服务体系，更依赖于对文化情境下责任认知的深刻理解与积极引导。最终，只有将转衔服务与政策目标及家庭现实更好地结合，才能真正改善自闭症学生的毕业后成果，并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转衔支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