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 Place》：Moving out: The impact of leaving the parental home on diet quality trajectories among Australia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14-2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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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青少年和青年在关键人生阶段（离家、独立居住）的膳食质量变化轨迹及其健康影响，研究人员基于澳大利亚雷恩（Raine）研究队列的纵向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青少年期的膳食质量呈现U型轨迹，20岁时最低；离家独立生活（尤其是与伴侣同住）与DASH（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饮食评分小幅下降（β?=??1.11）及“可自由支配食物”能量摄入占比增加（β?=?1.28）相关。该研究提示，青少年离家是膳食质量下滑的脆弱期，公共卫生策略应关注此生活转变以提供支持。
从依赖父母到独立生活的跨越，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然而，这段充满新鲜与挑战的时期，可能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悄然影响着年轻人的健康基石——饮食。想象一下，一个习惯了家中规律三餐和均衡营养的年轻人，在搬入大学宿舍、与朋友合租或与伴侣开始共同生活后，面对有限的预算、陌生的厨房和全新的社交环境，他们的餐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延续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是转而依赖便捷但高糖、高脂的快餐和零食？这在全球肥胖及相关慢性病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尽管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营养对确立终身饮食习惯和未来健康至关重要，但针对这一阶段，特别是围绕“离家”这一关键生活事件如何影响膳食模式的系统性、长期跟踪研究仍显不足。为此，由Tanya Braune、Jessica K. Barrett、Jean Adams和Eleanor M. Winpenny组成的研究团队，利用来自澳大利亚的宝贵长期队列数据，深入探索了14至27岁青少年及青年膳食质量的演变轨迹，并首次在澳大利亚背景下，定量揭示了离开父母家庭对这一轨迹的具体影响。
为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运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首先，研究核心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著名的出生队列“雷恩研究”（Raine Study）的第二代参与者，共纳入1135名在14、17、20、22和27岁五个时间点完成了食物频率问卷调查的个体。其次，采用两种互补指标综合评估膳食质量：一是基于“终止高血压膳食疗法”（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DASH）原则计算的DASH饮食评分（总分80分），分值越高代表整体膳食质量越好；二是计算“可自由支配食物和饮料”（即非必需的高能量、低营养密度食品，如零食、甜饮料、快餐）所提供的能量占总摄入能量的比例。最后，数据分析采用了能够处理重复测量和个体差异的多层次回归模型，以描绘膳食随年龄变化的轨迹，并检验离开父母家庭及其后的居住安排（与伴侣、朋友同住或独居）对这些轨迹的影响，同时控制了性别、父母种族、教育、家庭收入等多种潜在混杂因素。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与描述性统计
分析样本包括1135名参与者，平均年龄跨度覆盖14至27岁。到27岁随访时，63%的参与者已离开父母家庭。膳食质量整体欠佳，平均DASH评分约为53.5分（满分80分），可自由支配食物能量贡献平均约为25%。
膳食轨迹：模型1——离开父母家庭
DASH饮食评分随年龄呈U型轨迹，在20岁左右达到最低点。离开父母家庭与DASH评分的下降显著相关，估计值β?=??1.11（即平均下降约1.11分），且这种下降效应随时间推移持续存在。相反，可自由支配食物的能量摄入比例在离家后立即增加约1.28%（β?=?1.28），但随时间推移，其与未离家者的差距有所缩小。这表明离家初期会导致整体膳食质量小幅下滑，尤其是增加了不健康食品的消费。
膳食轨迹：模型2——不同的居住安排（与伴侣、朋友同住或独居）
进一步分析不同的居住安排发现，与持续住在父母家中相比，搬到任何其他居住环境都与DASH评分下降相关。其中，与伴侣同住导致的下降幅度最大（β?=??1.18）。在可自由支配食物摄入方面，与伴侣或朋友同住分别增加了约1.1%和1.0%的能量占比，而独居则与小幅下降（-0.65%）相关。与伴侣同住对膳食质量的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未随时间恢复。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首次在澳大利亚背景下系统描绘了青少年至成年早期膳食质量的纵向轨迹，并明确了“离开父母家庭”这一生活事件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核心结论是：在这一人群中，整体膳食质量普遍不佳，并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20岁左右为低谷。离开父母家庭，特别是为了与伴侣共同生活，会引发一次小幅但具有统计学意义和持续性的膳食质量下降，表现为DASH评分降低和可自由支配食品消费的增加。
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将一个普遍的生活经历与可量化的健康行为变化联系起来。尽管效应值看似不大（如DASH评分下降1分约相当于每周减少三份蔬果），但在一个整体膳食基础已不理想、且不健康食品消费比例本就接近30%的年轻人群中，这种“雪上加霜”的负面变化值得警惕。从公共卫生角度看，微小的、个体层面的不利变化，在人口层面放大后，可能对慢性病负担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证实，离家过渡期是膳食行为和健康风险的“脆弱窗口期”，这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研究发现一致。
研究指出，与伴侣同住对膳食的负面影响最大且持续，这可能与共同生活后饮食习惯的相互磨合、社交活动变化以及生活重心转移有关。相比之下，独居者初期在控制不健康食品摄入方面反而表现稍好，或许源于更强的个人饮食掌控力。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如居住变化的确切时点存在推断、某些居住分组（如独居）样本量较小、膳食数据依赖于自我报告等。此外，研究样本主要来自西澳大利亚，且参与者社会经济背景相对偏高，结论向更广泛或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推广需谨慎。
尽管如此，该研究为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清晰的着力点。它强调，针对青少年和青年的营养促进策略，不能仅关注校园，而应拓展到更广泛的生活过渡场景，特别是那些刚离开家庭、开始独立或伴侣生活的年轻人。未来的干预措施可以考虑在家庭单位层面展开，教育并赋能父母、伴侣和同伴，共同营造支持健康饮食的社会和物理环境，利用“离家”这个关键转折点，将其从健康风险期转化为培养终身健康饮食习惯的机遇期。总之，理解生活转变如何塑造饮食，是设计有效、精准的公共卫生策略，以降低这一人群未来慢性病风险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