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COVID-19 and labour market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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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新冠疫情对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s)人群劳动市场影响关注不足的问题，利用英国“理解社会”家庭纵向调查(Understanding Society)及其新冠疫情专项研究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未患NCDs的人群相比，NCDs患者在疫情期间的就业可能性与每周工作时间均显著下降，其影响在年龄、性别、职业类型（关键工作者vs. 非关键工作者）和NCD类型上存在异质性。研究揭示了疫情期间英国劳动力市场收缩背后健康风险加剧、长新冠(Long COVID)和公共卫生干预的驱动作用，为理解并制定针对脆弱人群的支持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想象一下，当你患有关节炎、心脏病、糖尿病或哮喘等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时，生活本身已是一场需要精心规划的挑战。然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新冠疫情，COVID-19）席卷全球，它不仅威胁着每个人的健康，更彻底打乱了社会的运转节奏。对于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的人群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双重打击。他们不仅因基础疾病而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和严重并发症概率，还可能因严格的封锁措施、医疗资源挤兑以及出于恐惧的自我隔离，被迫退出经济活动的前线。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已有诸多讨论，但一个关键问题却被相对忽视：这场健康危机，对那些本就“带病生存”的劳动者，究竟造成了怎样的职业影响？他们是默默承受了更大的就业压力，还是被时代浪潮冲上了岸？
为了回答这个关乎健康公平与劳动力市场韧性的问题，一项发表在《欧洲健康经济学杂志》(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上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英国。研究人员利用了一项独特的资源——英国“理解社会”(Understanding Society)家庭纵向调查及其新冠疫情专项研究数据，开展了一项严谨的分析。他们的核心目标是探究新冠疫情对患有NCDs的个体在“就业可能性”（是否工作，即广泛边际）和“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时间长短，即集约边际）两个方面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统计数字的变化，更关乎成千上万慢性病患者的生计、尊严和社会参与度。
为了准确识别疫情带来的“净效应”，研究团队采用了经济学中经典的因果推断方法——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他们将患有至少一种NCDs的个体设定为“处理组”，将没有NCDs的个体设定为“对照组”，并将疫情爆发（2020年初）视为一个影响所有人的“外生冲击”。通过比较这两组人群在疫情前后的劳动结果变化差异，他们得以剥离出可归因于疫情本身的效应。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影响如何随时间（跨越疫情不同波次）、以及在不同亚组（如不同年龄、性别、NCDs风险类型、关键工作者身份）中变化，并探讨了背后可能的驱动机制，如健康状况变化、医疗资源使用和长新冠(Long COVID)的影响。
这项研究主要应用了基于大型社会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 使用英国“理解社会”家庭纵向调查(UKHLS)及其新冠疫情专项研究(COVID-19 Study)的九波纵向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15,369名65岁以下个体的分析样本，其中疫情前信息来自主调查。2. 采用双重差分(DiD)计量模型作为核心识别策略，通过比较NCDs患者与非患者在疫情前后的劳动结果差异，来估计疫情的平均处理效应(ATT)。3. 为分析时变效应，采用了面板事件研究设计，估计了疫情不同阶段的具体影响。4. 进行了广泛的异质性分析和子样本分析（按年龄、性别、NCDs风险类型、关键工作者身份分组）。5. 通过敏感性分析（如Rambachan和Roth, 2023的方法）检验了模型关键假设（平行趋势）的稳健性。6. 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估计对就业概率（二元变量）和每周工作时间（连续变量）的影响。
结果
新冠疫情对NCDs个体劳动市场结果的总体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显著恶化了NCDs患者的劳动市场境遇。总体而言，与未患NCDs的个体相比，NCDs患者因疫情而工作的可能性平均降低了4个百分点。这种下降主要来自雇员群体（降低3个百分点），个体经营者受影响较小（降低1个百分点）。在仍保持工作的群体中，NCDs患者的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得更多，平均比非NCDs个体多减少1.4小时。其中，个体经营者的工时损失尤为严重，平均减少2.4小时，而雇员平均减少1.3小时。
新冠疫情影响的异质性
对就业概率（广泛边际）的时变影响
如图2所示，NCDs患者的就业概率随着疫情发展呈现渐进式下降，这主要是由雇员就业可能性降低驱动的。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4月，NCDs患者的就业概率就比非NCDs个体低约2.2个百分点。这一负面影响持续到2021年1月（英国第二波疫情高峰）。虽然在2021年3月疫苗接种推广后略有恢复，但到2021年9月研究期结束时，差距再次拉大。自雇NCDs患者的工作概率在整个期间也有下降，但幅度较小。
对工作时间（集约边际）的时变影响
如图3所示，疫情导致NCDs患者的每周工作时间持续减少，且减少幅度随时间波动，部分反映了疫情的严重程度。2020年4月，所有工作的NCDs个体平均每周比非NCDs个体少工作1小时。到2021年9月，这一差距扩大至约1.6小时。雇员的工作时间在疫情初期大幅减少，在2020年中后期略有恢复，但在2021年第二波疫情后再次恶化。自雇NCDs患者的工时损失更大且波动更剧烈，在2021年3月达到峰值，平均每周比非自雇非NCDs个体少工作3.8小时。
亚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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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55岁以下的NCDs患者就业概率下降更明显（疫情初期降低约4个百分点），工作时间也持续减少。55-65岁年龄组的就业影响大多不显著，但工作时间减少的模式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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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疫情初期，男性NCDs患者的就业概率下降幅度（4个百分点）大于女性（2.6个百分点）。但在2021年1月的第二波疫情期间，男性NCDs患者经历了最大的就业概率下降（6个百分点）。在工作时间上，男性NCDs患者的减少幅度总体上大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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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s类型：研究区分了高风险NCDs（RNCDs，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癌症、肥胖症）和其他NCDs。RNCDs患者遭受的负面影响更早、更持续。疫情初期，他们的就业概率就下降4个百分点，到2021年9月差距扩大至6个百分点。工作时间上，RNCDs患者也经历了更严重和持续的减少。而其他NCDs患者在疫情初期的就业影响不显著，工作时间甚至一度略有增加，负面影响直到后期才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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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工作者身份：尽管关键工作者在整个疫情期间都需要工作，但在疫情初期，患有NCDs的关键工作者比非NCDs关键工作者每周少工作约1.7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工时损失有所恢复。相反，非关键工作者中的NCDs患者，其工时减少是持续且不断加大的，到2021年3月，他们比非NCDs非关键工作者每周少工作约2.5小时。
潜在机制解释
研究者探讨了导致NCDs患者劳动结果恶化的可能原因。分析发现：
- 1.
健康状态：采用双重差分框架分析表明，疫情并未显著恶化NCDs患者相对于非患者的心理健康（通过GHQ量表测量）和自评一般健康状况。实际上，在疫情后期，NCDs患者的自评一般健康状况相对非患者甚至有轻微改善。
- 2.
医疗服务使用：疫情后，NCDs患者至少有一次全科医生(GP)就诊的概率相对非患者有所增加（+2个百分点），但就诊超过3次或住院的概率则相对降低。
- 3.
长新冠(Long COVID)：在2020年11月至2021年9月的数据中，10%的NCDs感染者在感染后未能恢复到先前健康水平，而非NCDs感染者的这一比例仅为6%，差异显著。这表明NCDs患者更有可能经历长新冠。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双重差分分析揭示，新冠疫情对英国NCDs患者的劳动市场参与造成了显著且持续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随时间演变和跨人群异质性的特点。年轻患者、男性患者、患有高风险NCDs(RNCDs)的患者在就业和工作时间上承受了更大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键工作者中的NCDs患者初期工时损失较大，但后期有所恢复，而非关键工作者中的NCDs患者则面临持续恶化的局面。
研究发现，疫情本身并未显著加剧NCDs患者已有的心理健康或一般健康问题。相反，其劳动市场参与的下降主要可归因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因基础疾病而面临的更高感染风险和更严重后果，这促使他们采取更严格的自我保护措施（如退出劳动力市场、减少工作时间）；其次是长新冠(Long COVID)对其工作能力的持续影响；最后是封锁等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尤其影响了非关键行业的就业机会。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首次利用全国性纵向数据，系统量化了新冠疫情对NCDs这一庞大脆弱人群劳动结果的“净影响”，弥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其结论表明，疫情后的劳动力市场收缩，部分源于健康脆弱性与公共卫生危机的叠加效应。这提示政策制定者，在规划经济复苏和支持措施时，必须特别关注患有慢性病劳动者的需求。例如，为长新冠患者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和职场支持，防止其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受冲击严重的年轻慢性病患者提供再培训和心理支持；并评估那些因健康风险而退出市场者的福利状况，避免其陷入经济困境。
尽管研究存在健康自报、样本流失等局限，但其发现为理解健康不平等如何在危机中被放大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也指出，不同国家的公共卫生干预强度和社会安全网差异，可能塑造不同的影响模式，因此跨国比较将是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总之，这项研究敲响了警钟：保障全民健康不仅是医疗系统的责任，也是维护社会经济韧性和公平性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