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The belief in a decline in cooperation in the USA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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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一个关键的社会心理学悖论：尽管实验证据显示合作行为在增加，但公众普遍认为合作正在衰退。研究人员针对中美两国的公众，开展了一项关于“合作感知”的跨文化调查研究。他们发现，两国受访者均坚信陌生人间的合作行为及相关特质（如道德、温暖）在过去几十年持续下降，并将此归因于社会信任下降及压力与财富增加。这项研究发表于《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公众信念的深刻影响，对理解社会心态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时，人类社会的合作能力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有实证研究指出，通过实验室的博弈游戏测量，人们的合作行为实际上可能并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但公众舆论中却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担忧：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正在消退。这种主观感知与客观数据之间的鲜明反差，构成了一个亟待探索的社会心理学谜题。为什么人们会坚信合作在衰退？这种信念背后反映了哪些深层的社会文化动因？为了解开这些疑问，一项发表于《自然》旗下期刊《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世界上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和中国，展开了一场横跨太平洋的民意调查。
这项研究由一支国际团队完成，旨在系统地检验中美两国公众对于人际合作水平长期趋势的感知。研究人员想知道，人们是否认为合作行为以及与合作相关的核心人格特质——如温暖、道德、果断和能干——随着时间发生了改变？如果他们认为改变了，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这种信念归因于哪些社会原因？是经济因素、教育普及，还是社交媒体带来的冲击？探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来源，也能揭示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解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精密的跨文化问卷调查。他们分别招募了628名美国参与者和449名中国参与者，这些样本覆盖了不同的年龄、性别和教育背景，以尽可能反映两国社会的多元构成。研究的核心方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通过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情境，让参与者估计在不同历史时期（从1960年到2030年）陌生人选择合作（而非背叛）行为的可能性。其次，要求参与者对四个与合作密切相关的特质——温暖（warmth）、道德（morality）、果断（assertiveness）和能干（competence）——在相同时间跨度内的平均水平进行评分。除了这些量化评估，研究还设置了开放性问题，邀请参与者自由阐述他们形成上述判断的主要原因，从而获得丰富的定性归因数据。
通过对收集到的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得出了几个清晰而有力的结论。
关于合作行为与特质的感知趋势
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参与者，都普遍持有一个稳定的信念：自1960年以来，陌生人在囚徒困境中选择合作的行为可能性一直在下降，并且他们预测这一下降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与此相呼应，人们对与合作相关的四个特质的评价也呈现出类似的悲观图景。温暖、道德和果断这三种特质都被认为经历了显著的下滑。相比之下，“能干”这一特质感知到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但下降的趋势依然存在。这表明，公众对于人际合作衰退的信念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限于具体的行为预期，也延伸到了对他人内在品质的评价。
关于普遍合作衰退的信念
更进一步，超过60%的受访者赞同“总的来说，人们现在不如过去那样乐于合作”这一更为宽泛的陈述。这强有力地证实了“合作衰退信念”并非局限于特定的实验场景，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关于社会总体风貌的负面判断。
关于信念的归因
那么，人们将这种感知到的衰退归咎于什么呢？分析参与者提供的开放式回答，研究者发现了跨越文化的共同原因，也捕捉到了文化间的细微差异。社会信任下降和压力与财富增加是中美两国参与者共同提及的最主要原因。许多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降低了，而日益增长的生活压力和物质追求，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关注自身利益而非集体协作。此外，文化特异性也显现出来：对于美国参与者而言，社交媒体曝光的增加是一个更为突出的归因因素，他们可能认为网络环境放大了冲突与对立，侵蚀了合作的基础。而对于中国参与者来说，教育水平的提高被更多地视为导致合作减少的原因，这可能与对竞争性教育体制的反思，或认为高等教育强化了个人主义思维有关。
研究的结论部分深刻总结了这些发现的意义。该研究首次通过系统的跨文化比较，揭示了在中美这两个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迥异的大国中，公众却共享着一种关于人际合作长期衰退的悲观信念。这种信念的普遍性和稳定性令人惊讶，它似乎成为一种超越国界的“时代情绪”。研究强调，公众信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受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美国人将衰退更多与新媒体技术关联，中国人则更关注教育体系的影响，这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焦点如何塑造了人们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解释框架。更重要的是，这种主观感知与部分客观行为测量数据之间的“感知-现实”差距，提示我们：要理解并改善社会合作，仅关注实际行为可能不够，还必须认真对待和解读公众的集体心理与信念。因为正是这些信念，影响着人们的日常决策、社会信任乃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接受度。这项研究不仅增进了我们对社会心态变迁机制的理解，也为如何在多元、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培育合作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学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