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 Biology》：Drivers of bat researchers’ intent to adopt field hygien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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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野外研究中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多向传播风险，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探究了影响蝙蝠研究者采纳野外卫生(FH)措施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对近千名研究者的调查与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发现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PBC)是主要驱动与阻碍因素，尤其对非疾病研究者而言。研究结果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以提升野生动物研究社区的生物安全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广袤的自然界中，野生动物研究者们深入荒野，试图揭开生命的奥秘，守护生物多样性。然而，这项工作本身也暗藏风险：研究者与野生动物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接触，构成了传染病跨界传播的“高危地带”。蝙蝠，作为一类能够携带多种多样微生物的哺乳动物，与蝙蝠相关的野外工作更是集中体现了三种病原体传播风险：蝙蝠传给人（如罕见的索苏加病毒感染）、人传给蝙蝠（如SARS-CoV-2可能污染蝙蝠种群），以及蝙蝠之间通过研究活动间接传播。尽管这些风险的发生概率看似不高，但一旦发生，后果可能十分严重，甚至可能加剧公众对蝙蝠的负面看法，威胁蝙蝠保护。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蝙蝠专家组制定了旨在最大限度减少多向病原体传播的野外卫生(FH)实践指南。但指南的发布不等于落实，特别是对于非疾病研究背景的学者，这些实践（如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保持清洁处理流程等）可能与他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大相径庭。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驱动或阻碍蝙蝠研究者们采纳这些保护措施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深入调查，其研究成果发表在《Conservation Biology》期刊上。他们借助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TPB)作为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一个人执行某项行为的意向(Intent)，主要受三方面影响：1) 对行为的态度(Attitude)，即认为该行为是好是坏、有无价值；2) 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即重要他人（如同行、导师、权威机构）对此行为的看法和期望，以及自己遵从这些期望的意愿；3) 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即认为执行该行为是容易还是困难。研究团队首先通过定性问卷收集了蝙蝠研究者对FH实践的看法，进而设计了一份包含信念陈述与影响评估“配对项”的定量调查问卷。他们通过蝙蝠研究领域的专业网络广泛分发问卷，最终收集并分析了近1000份有效回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强大的统计分析工具，他们不仅检验了TPB框架对预测FH行为意向的有效性，还进一步探究了研究者的职业阶段、研究方向（是否与疾病相关）以及研究地点的社会经济状况(SES)是否会影响上述驱动因素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了探索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 基于文献检索的定性问卷开发与初步调查；2) 基于定性结果构建的、包含TPB“配对项”的定量调查问卷设计，并通过全球蝙蝠研究网络进行广泛分发以收集数据；3)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约1000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构建包含TPB核心构念（态度、主观规范、PBC）和具体FH实践构念（卫生处理、良好行为、可穿戴PPE、疫苗）的综合模型，并检验了不同职业阶段、研究类型及社会经济状况分组间的模型差异。
研究结果
蝙蝠研究者采纳FH实践的意向总体较高，主观规范和PBC是关键驱动力
对全体样本的分析（全模型）显示，研究者采纳FH实践的总体意向平均值较高（5.72/7分）。结构方程模型具有优秀的预测力和拟合度，能够解释41.7%的总体意向变异。其中，主观规范对总体意向以及所有四类具体FH实践（卫生处理、良好行为、PPE、疫苗）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感知行为控制(PBC)则对它们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即认为实践越困难、越不切实际，意向越低。态度的影响相对较弱，仅对总体意向有正向预测作用。这表明，在FH实践问题上，研究社区普遍认同其价值（态度分歧小），同行的期望与实际面临的困难是更关键的决策因素。
职业阶段与研究方向调节了驱动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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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阶段的影响：假设H1（初级研究者对规范最敏感）得到部分支持。学生的意向几乎完全由主观规范预测，而PBC对他们的具体FH意向无显著影响。早期和中期职业研究者的意向则同时受规范和PBC驱动，态度无影响。有趣的是，晚期职业（资深）研究者的意向模式与众不同：他们的总体意向仍由规范和PBC驱动，但在卫生处理和PPE使用这两项具体意向上，态度成为了唯一的正向预测因子，规范和PBC的影响不显著。这或许反映了资深研究者随经验和年龄增长，对社会从众的倾向降低，更多基于个人判断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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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的决定性作用：假设H2（疾病研究者的FH意向更高）被完全证实。专注于疾病研究的研究者，其各项FH意向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疾病研究者。更关键的是，驱动因素完全不同：疾病研究者的总体意向完全由其积极的态度驱动，而规范与PBC无显著影响。相反，对于非疾病研究者（他们是推广FH实践的主要目标人群），其总体意向和大部分具体意向主要由规范和PBC共同驱动，态度仅对疫苗接种意向有微弱影响。这凸显了两类研究群体在行为习惯和文化上的根本差异。
研究地点的社会经济状况(SES)未产生预期影响，但地理因素影响感知障碍
假设H3（低收入地区PBC障碍更大）未被证实。高、低收入地区研究组间在驱动因素模型上无显著差异。然而，具体分析PBC的构成信念发现，认为FH实践“不切实际”和“令人不适”的障碍，在只在高SES地区工作的研究者中更为突出。这与研究者预期热带（多属低SES地区）炎热潮湿会加剧不适感的假设相反。成本和可及性对PBC的贡献在两组间无差异。
深入剖析非疾病研究者的行为决策模型
针对FH实践推广的关键目标——非疾病研究者，研究团队建立了专门的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其36.4%的总体意向变异。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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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规范中，导师是最有影响力的参照对象，其贡献略高于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同行和权威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导师的“指令性规范”（他们期望学员怎么做）和“描述性规范”（他们自己怎么做）对学员意向的贡献几乎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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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行为控制(PBC)中，认为FH实践“不切实际”和“令人不适”是两大主要贡献因素，其中不切实感的影响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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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态度的构成上，相信FH实践能“保护人免受蝙蝠传染”、“保护蝙蝠免受人传染”以及“保护蝙蝠免受同类传染”这三种信念的贡献基本持平，且都大于“尽量减少样本交叉污染”的信念。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表明，蝙蝠研究者群体总体上对采纳野外卫生(FH)实践持积极意向，TPB框架能有效解读其行为意向的驱动机制。研究明确了针对不同受众需采取差异化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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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标与策略：非疾病研究者是干预的重点。针对他们，应双管齐下：一方面强化积极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发挥资深研究者（导师）的示范与倡导作用；另一方面努力降低感知行为控制障碍，通过技术方案（如提供合身、舒适的PPE）和培训教育，解决“不切实际”和“令人不适”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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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者：资深研究者扮演着双重关键角色。他们自身的FH实践意向基于牢固的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又是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最重要规范参照者。因此，鼓励资深研究者以身作则并积极指导学员，能产生强大的涟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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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支持：权威机构（如资助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作为重要的规范参照体，可以通过将FH实践要求纳入资助条件、研究方案审批和机构操作规程中，来推动这些实践成为行业标准。
尽管本研究聚焦于蝙蝠研究者，但其结论对更广泛的野生动物野外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所有涉及与野生动物直接接触的野外工作都存在病原体传播风险。要在缺乏直接监管的野外环境中有效防控这些风险，必须依靠研究者个人的责任意识和集体的规范力量。这项研究不仅为提升蝙蝠研究领域的生物安全提供了基于实证的路线图，也为在更广泛的野生动物研究社区中培育和深化“同一健康”文化，将必要的防护措施固化为根深蒂固的职业习惯，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最终，这关乎保护野生动物的科研工作者，也关乎他们所研究的野生动物，更关乎人与野生动物共享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