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gnostics》：Neutrophil Percentage-to-Albumin Ratio as a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Biomarker in Non-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indings from a Retrospective Cohort
Mahmut U?ar,
Mukaddes Y?lmaz,
Eda Erdi? and
Birsen Yü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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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筛选可预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AC）反应及预后的简便生物标志物，本研究聚焦于NPAR（Neutrophil Percentage-to-Albumin Ratio）。研究发现，高NPAR与较低治疗反应率（ORR 70% vs. 87%）及更差的总生存期（OS，HR 3.79）和无病生存期（DFS）显著相关，证明NPAR可作为独立预测因子，为风险分层和个体化治疗提供新思路。
在当今的乳腺癌治疗领域，新辅助化疗（NAC,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已成为重要的治疗策略之一。它不仅能为部分患者带来肿瘤降期、增加保乳手术机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亲眼看到”肿瘤对药物的反应，为后续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宝贵的“实战参考”。其中，病理完全缓解（pCR,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被认为是预测良好长期结局的金标准。然而，现实情况是，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NAC中平等受益。一些患者对治疗反应不佳，甚至在治疗期间出现疾病进展。临床医生们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能在治疗前就识别出那些预后可能不佳、对标准治疗可能不敏感的患者，从而为他们制定更个体化、更积极的治疗策略？
传统上，我们依赖肿瘤本身的特征，如分子分型、分级、分期等。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肿瘤并非孤立存在，其发生发展深受宿主全身状态的影响。其中，慢性的系统性炎症和患者的营养状态，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与癌症预后密切相关的两大“宿主因素”。炎症细胞（如中性粒细胞）能分泌促肿瘤因子，营造有利于肿瘤生长转移的微环境；而血清白蛋白（Albumin）水平则像一面镜子，既反映了患者的营养储备，也间接指示了炎症的消耗程度。那么，能否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个既简单又经济的指标，来综合评估患者的全身状态，并预测其治疗反应和生存结局呢？
这篇发表在《Diagnostics》上的研究，正是瞄准了这一临床需求。研究人员提出，一个名为NPAR（Neutrophil Percentage-to-Albumin Ratio，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比值）的复合指标，或许能担当此任。NPAR的计算非常简单，即用血常规报告中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除以血清白蛋白水平（g/dL）。它巧妙地将代表炎症活性的中性粒细胞和反映营养/代谢状态的血清白蛋白结合起来，理论上能更全面地反映患者的系统性生理压力。为了验证这一猜想，研究团队在土耳其锡瓦斯共和大学（Sivas Cumhuriyet University）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004年至2024年间在该中心接受新辅助化疗的194名非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他们通过回顾病历，收集了患者治疗前的NPAR值，并将其与治疗反应（如pCR、客观缓解率ORR、疾病进展PD等）以及长期生存数据（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存期DFS）进行关联分析。
研究人员为开展这项研究，主要运用了以下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他们基于一项纳入194名非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回顾性队列，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确定了NPAR预测总生存期（OS）的最佳截断值（16.32），并据此将患者分为低NPAR组和高NPAR组。其次，他们利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比较了两组的生存曲线差异。最后，为了明确NPAR的独立预测价值，他们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在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因素（如病理特征、肿瘤标志物等）后，分析了NPAR与OS和DFS之间的关系。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软件完成。
研究结果
3.1. 基线特征
两组患者在年龄、绝经状态、体能状态等人口学特征，以及肿瘤大小（T分期）、淋巴结状态（N分期）、肿瘤分级、激素受体（ER, PR）和HER2状态等主要临床病理特征上基本相似，无统计学差异。这暗示NPAR或许提供了超越传统病理特征的新信息。
3.2. 对新辅助化疗的反应
NPAR水平与治疗反应显著相关。高NPAR组的患者对新辅助化疗的反应更差。具体表现为：高NPAR组疾病进展（PD）的发生率高达16%，而低NPAR组仅为5%。综合来看，低NPAR组的客观缓解率（ORR， 包括完全和部分缓解）显著高于高NPAR组（87% vs. 70%）。这表明，治疗前NPAR值高的患者，对标准化疗方案产生抵抗或疗效不佳的风险更大。
3.3. 生存结局
生存分析结果更为触目惊心。Kaplan-Meier曲线（
和
）显示，高NPAR组患者的OS和DFS均显著更差。具体生存率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低NPAR组的5年OS率为89%，10年OS率为77%；而高NPAR组分别骤降至44%和25%。DFS的趋势类似，5年和10年DFS率在低NPAR组分别为82%和69%，在高NPAR组仅为38%和23%。最关键的发现来自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其他潜在混杂因素（如pCR状态、脉管侵犯LVI、神经侵犯PNI、包膜外侵犯ECE、癌胚抗原CEA水平等）后，高NPAR仍然是OS（HR: 3.79; 95% CI: 1.68–8.80）和DFS（HR: 2.80; 95% CI: 1.43–5.48）的
独立不良预后因素。这意味着，无论肿瘤本身的其他特征如何，治疗前的高NPAR值本身，就预示着更短的生存时间。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论清晰而有力：在接受新辅助化疗的非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治疗前NPAR升高与较差的化疗反应、更高的疾病进展风险以及显著恶化的长期生存结局（包括OS和DFS）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多因素分析证实，NPAR是预测OS和DFS的独立预后因素。这一发现具有多重重要意义。
首先，它再次印证了“宿主因素”在癌症预后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在讨论中指出，癌症进展与系统性炎症密不可分，中性粒细胞可通过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等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和侵袭，而低白蛋白水平则反映了宿主的炎症状态和营养储备受损。NPAR将这两个维度合二为一，提供了一个评估患者系统性生理负担的简洁窗口。
其次，NPAR的临床转化潜力巨大。它来源于血常规和生化这两项最常规、最经济的实验室检查，几乎在任何级别的医院均可方便获取。这使其成为一个极具成本效益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有望用于临床上的风险分层。例如，对于NPAR值高的患者，临床医生或许可以更早地将其识别为“高风险”人群，从而考虑在标准治疗之外，为其制定更个体化的强化治疗策略或纳入临床试验。
当然，研究作者也诚实地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如回顾性设计、单中心数据、样本量（特别是高NPAR组）相对有限，以及通过ROC分析在同一队列中确定最佳截断值可能存在过拟合风险等。因此，NPAR的截断值（16.32）及其预测效能仍需在未来更大规模、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中进行验证。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乳腺癌，特别是接受新辅助化疗的非转移性乳腺癌的预后评估，提供了一个新颖、简便且有力的工具。它提示我们，在关注“癌”的同时，也应重视“人”的整体状态。NPAR作为一个连接炎症、营养与肿瘤预后的桥梁，有望在未来帮助临床医生做出更精准的决策，最终改善患者的生存结局。
